坚定文化自信

来源:

-->

编者按

公元104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写成了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忧乐精神发表重要论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弘扬忧乐精神，开展了两次忧乐精神典型人物评选，先后成立了市忧乐精神研究会、市忧乐书院。岳阳楼是忧乐精神的发源地，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是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为纪念《岳阳楼记》诞生975周年，充分发掘、研究、传承、弘扬忧乐精神，展现巴陵大地时代风采，更好服务“三高四新”“三区一中心”战略发展，近日，岳阳市社科联组织社科专家围绕忧乐精神撰写理论文章，献智献策。现将其中4篇文章摘要登发，以飨读者。

论《岳阳楼记》忧乐五观的形成

岳阳市忧乐精神研究会会长

黄军建

范仲淹《岳阳楼记》流芳千古，不仅仅是因为文美，最特别的是提出了五重思想：“阴晴圆缺”的天地境界意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德修为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社会责任意识；“进亦忧，退亦忧”的个人养志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信念意识。它是人生道德坐标，标志着范仲淹“忧乐五观”思想的成熟。范仲淹一生写了许多文章，为什么没有在那些文章全面阐述“先忧后乐”思想，而在《岳阳楼记》才作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述呢？我们可探其究竟。

《岳阳楼记》的“忧乐五观”是范仲淹忧国忧民之心的自我真实写照，是其忧乐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酝酿、形成、发展深化的历史嬗变过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时代环境的影响；“断齑画粥”多舛命运的磨砺；“大通六经之旨”传统文化的熏陶；“江湖之远”基层仕途的体验。是其“忧乐五观”形成的渊源。宦海沉浮、西北戍边、庆历新政、《上吕相公书》《答手诏条陈十事》《岳阳楼记》的诞生，实现了其忧乐思想的全面深化与发展，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民族精神的代表、时代精神的代表。这是《岳阳楼记》千古不朽之谜的谜源。

华夏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忧乐五观”

范仲淹的“忧乐五观”思想的形成，是有基因的，源于中华民族泱泱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

首先是源于易学的理念。范仲淹熟读《易经》，从早年上书到庆历新政的革故鼎新，都不自觉地用《周易》的变通理论、损益观念、崇德意识来孕育改革思想、民本思想和德化思想。可以看出，《周易》的变革变易理念是范仲淹改革纲领、忧乐思想的哲学基础。其次是源于道学的智慧。范仲淹用老子道体和体道观，引申民体和体民思想，加强深切的忧民意识。第三是源于佛学的情怀。将佛学中的益德思想逐渐转化为民本思想、忧乐思想、慈悲本怀。范仲淹一生历尽坎坷，但慈心不改，一生所得积蓄全部用于建义庄、置义田、设学校、教子民、救难民。这一理念在范公转化为忧乐理念后，更使范公在其言行上如虎添翼。第四是源于儒学的修为。范仲淹从政的时代正是“以儒立国”的时代，他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大致可概括为“忧民”“爱民”“富民”“育民”“乐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倡导“先忧后乐”思想，正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创新发展。

“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生铸就“忧乐五观”

范仲淹的一生践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在其64岁的生命、37年的公职任上，无一处不体现这一理念。

首先是少年立志。面对家道中落，自幼孤贫，漂泊他乡，遭遇各种打击的境况，范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暴自弃，反而立下誓言，抗争命运，少年读书时就“书台夜雨”“划粥断齑”、寒窗苦读，却仍然“瓢思颜子心还乐”。其次是为民办实事。他27岁进士题名，担任地方官吏每到一地都治理水患、创办学校、减轻赋税、赈灾济困、巩固边防、治狱廉平、除暴安良，还置义庄，开一代新风。第三是直言进谏。虽然范仲淹总是屡言屡贬，但他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哲学，鸣天下之忧。第四是诗赋抒怀。范仲淹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歌赋，间接写忧乐内容的很多，直接写忧乐的亦不少。其中“君子不独乐，我朋远方来”诗句，从此奏响了“先忧后乐”的序曲。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将人生的忧乐汇集到《岳阳楼记》上，用洞庭之波奏出旷世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迁客文化”引发“忧乐五观”的宿构

岳阳古称巴陵，又名岳州，为江南最早古城，湘妃斑竹、屈原殉国、鲁肃筑台、洞宾醉酒、杜甫归葬、柳毅传书、水墨丹青，积淀出了古华夏这颗闪烁明珠上的“迁客文化”。人们常说用“人杰地灵”来概括某一个好地方，这个词正是岳阳的真实写照。

人杰冠三湘。从张说、贾至到滕子京等，特别是好友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但忠义不死，为民建功立业之心永存。古来许多“迁客”也慕名而来，在岳州形成一种“士君子文化”“迁客文化”。范仲淹在这里找到了知己，有了共鸣。

地灵撼湘鄂。从屈原、杜甫到滕子京等一批士大夫，他们的命运只有“进”“退”二字，他们的仁人之心只有“忧患”意识。再到江湖之人，他们的命运只有苦乐，只有宠辱。这些不都是与大自然洞庭湖一阴一晴的万千气象有惊人的相似吗？于是景、事、人几相对照，情景交融，很自然地推出主题理念，宣言“先忧后乐”思想。

岳州地踞湖广要冲，南北要塞，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至今天，历史上客籍为官的、客居者、游历士不下数千，为什么他们在岳阳的土地上，就能有所作为，进而实践出一套套为民的理念呢？为什么他们一经岳阳的洗礼就能口出挚言而声震天下呢？抑或这些理念主导了岳阳几千年来的社会进步与经济拓展，使岳阳文化形成了中国的金名片而名晓天下！我们应感激、感谢、感恩这山、这水、这人、这地。

深情厚望的《求记书》催生“忧乐五观”迸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第一段写作记缘由时说得很明白，“属予作文以记之”。就是因为这篇滕子京写给范仲淹的《求记书》，因为他的情真意切、情深意厚，深深地打动了范仲淹，才“催生”了《岳阳楼记》的足月诞生。

《求记书》是美的，有美学思想，有美丽文字，有美好期望，后人对此篇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岳阳楼记》本是记楼，却避开记楼去描写洞庭湖景色；不是有意去描写洞庭湖景色，而是借景生境生情，产生“悲”“喜”情感；不是有意去写境写情，而是要道出古仁人之心的哲理；不是要说古仁人之心，而要阐述他一生思考的道，即“先忧后乐”思想。因此，可以说，《求记书》催生了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也催生了“先忧后乐”思想。

范仲淹忧乐思想

湖南理工学院教授

钟兴永

众所周知，岳阳楼是岳阳的千年地标，而《岳阳楼记》又是令岳阳楼千古不朽的名文。“楼”与“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前者为躯，后者为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岳阳楼与《岳阳楼记》之所以并垂不朽，其要在“忧”与“乐”，她与人类的政治与生活共振共鸣。抑或说，一部“忧乐”史，就是流淌着奋斗精神的奋斗史。

一、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源于“古仁人之心”。范仲淹的忧乐观，有其理论和社会根基。就是说，“忧”与“乐”嵌入《岳阳楼记》，实际上是对“古仁人之心”和“天下观”的归纳和提炼。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忧乐”观的认知，已然达到了一定高度。这在先秦文献中便可窥见。《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认为创作易经的人，本身便充满着忧患意识。又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意思是说，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可以了然于忧患之所在，进而洞悉天下大势。先秦时期士大夫关于忧乐观的议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出于“公”心，忧君之所忧；忧天下之所忧；乐民之所乐。在整个社会氛围上，忧大于乐。而且，将君、臣、民等置于相异的道德梯度上，表现出忧乐层级性。二是为什么忧？为什么乐？忧什么？乐什么？尚无具体实践指向，存在空泛性。

二、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之深与远，在于天下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至理名言，然而对其解释，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若局限在君与臣之间，则显仄狭。

范仲淹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天下”？是因为范仲淹有志于天下。“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那么，天下又是什么？是文化，是文明。这种观念，在民族危亡关头，可以向人们传递希望，提振信心，鼓舞斗志。所谓“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至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正是。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内忧外患，民族危机之时，其心忧天下，自在情理之中。在当时，范仲淹提出忧乐观，内涵则非常丰富。一是忧君之不君，二是忧民之不民，三是忧国之不国，四是忧文之不化……心系天下，心忧天下，天下之大，均在忧之中。

关于“乐”，有几个意思。一是快乐。即你快乐了，我亦快乐。二是喜欢，喜爱。三是乐于、乐意。即忧国忧民，乐在其中矣。四是安乐。即国安则吾安、民安则吾安也。应该说，这四方面的内涵，在范仲淹忧乐观中，均有体现。在《岳阳楼记》中关于忧与乐的关系问题上，并不能断然切割，二者应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逐步形成了互为表里的忧乐精神和忧乐文化。

三、奋斗是范仲淹忧乐观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范君有感于洞庭湖开阔的胸襟与开放的品质，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惊世大言连同《岳阳楼记》，赐予巴陵大地。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忧乐思想自古便存在，并成为中华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只有在《岳阳楼记》出现后，才经久传诵不衰？因为她既契合了千古名楼——岳阳楼，又契合了岳阳奋斗的土壤，故在此重新生根、发芽、发散，辐射南北。

例一，20世纪20年代平江起义后，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岳阳为中心区域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岳阳曾流行这样一首歌谣。“革命是一枝花，喜也喜得，忧也忧得。喜的时间，赤焰渳天。忧的时间，紫山万千。”这首歌谣反映的是革命浪漫主义忧乐观和革命英雄主义奋斗观。因为在根据地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忧乐精神是可以鼓舞斗志的。她契合了岳阳的地方文化特色，弥足珍贵。

例二，大宋贬官滕子京（990-1047年），执掌岳州三载，为化君忧，解民忧，“百废俱兴”，所修岳阳楼，求《岳阳楼记》，既是精神所致，又是奋斗地标。人们每每登此楼、吟斯文，无不“感极而悲”，无不“宠辱偕忘”。显然，忧而乐，乐而忧，一个“而”字，就是指奋斗的过程。只有通过奋斗，才能达到快乐幸福的境界。《岳阳楼记》就是激励人们不断奋斗的第一个岳阳宣言。

滕子京组织修通和桥（三眼桥）与紫荆堤（后称白荆堤），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实可作证岳阳人民的奋斗精神史。

例三，在近代社会，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也造就了一批奋斗出来的文儒武将，他们忧国忧民，奋发进取，成为近代努力奋斗的拓荒者。如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湘阴人左宗棠，台湾道台、著名爱国将领岳阳人刘璈，维新志士、汨罗人仇亮，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湘阴人郭嵩焘，文史学家、岳阳人吴敏树，纂修《洞庭湖志》的华容人万年淳，还有教育家、通俗文学倡导与践行者、临湘人吴獬，湘军儒将、教育家、平江人李元度等等，都是从岳阳故乡奋斗成长起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现代社会，岳阳社会的主旋律，依然是奋斗。1954年、1998年岳阳的特大洪水，岳阳军民背沙袋、搬石块，以身体堵洪水，转移群众等奋斗的场面，谱写了奋斗的巨大画卷。毋庸讳言，岳阳的忧乐史，铸就了岳阳人求索担当的精神与勇敢血性的灵魂，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部岳阳忧乐史，说到底，就是岳阳奋斗史！

弘扬忧乐精神

服务岳阳发展

城陵矶新港区

陈

邦

易

兴

谢光远

忧乐精神发源于历史文化深处，融合在当代共产党人的实践。岳阳作为忧乐精神的诞生地，理应继承前贤的思想精华，涵养新时代的忧乐精神，服务“三区一中心”建设落到实处，引领岳阳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

忧乐精神的前世今生

范仲淹感怀作《岳阳楼记》，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结合、情景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千古雄文，其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崇高理想抱负将千百年忧乐精神推向极致。这一忧一乐穿越千年的时空隧道，历久而弥新，质朴而厚重，深沉而炙热，在历史的长河中构筑起永恒的道德坐标、价值高地——忧乐精神。

忧乐精神代代相传。忧乐精神诞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千百年来仍发挥着巨大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战胜一次次危机，挽救了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一步步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今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忧乐精神依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

忧乐精神体现了忠诚爱国的政治品格。天下至德，莫大于忠。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体现的是忠君爱国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党员对党忠诚老实，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思想上与党同心，行动上与党同步，绝对忠诚于党、忠实于共产党员身份，才能把党和国家置于最高位置。

忧乐精神体现了心怀苍生的济世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自古以来文人志士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心系苍生。“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为民情怀，“哀民生之多艰”以及对百姓生活的关注是中华忧乐精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对“民苦”“民饥”的深切体悟、同情和“民贵君轻”对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地位的肯定，既体现忧乐情怀的深刻性，又吐露出民本主义的伦理光华。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人民才会推动中国共产党这艘超级巨轮奋勇向前，不断前进。

忧乐精神体现了先忧后乐的责任担当。先忧后乐，背后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共产党人应当继承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事不避难、尽心尽力、勇于担当。

忧乐精神体现了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进亦忧，退亦忧”，忧是永恒的，而乐只是短暂的。儒家讲“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追求“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道家讲顺应天道“无为”，内涵更多的是“无妄为”，大道至简，道理相通。可持续的精神指引需要我们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三观”，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淡泊名利，行以致远。

忧乐精神的现实意义

我们弘扬忧乐精神就是要坚守忠诚品质。首先就是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忠诚信仰，忠诚组织，忠诚人民。

我们弘扬忧乐精神就是要践行为民宗旨。要为民办事，心里时刻装着500多万岳阳人民；要替民用权，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始终把权力用于为岳阳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让民做主，坚持问政于民、寻计于民、聚力于民，用民心点亮希望，用梦想激扬力量。

我们弘扬忧乐精神就是要勇于担当作为。我们党是领导14亿中国人民的执政党，我们共产党人系国计民生于一身，民族昌盛荣辱重任在肩，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担当作为一种能力、一种品格来修炼，从担当看作风，凭担当出实绩，在推动岳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以担当求作为。

我们弘扬忧乐精神就是要永葆清廉本色。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

时代呼唤精神引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途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穿越千年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传承和发扬，新时代的忧乐精神不仅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是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创造和谐社会所依持的巨大精神力量。

把握忧乐精神“五性”特点

岳阳县三中

王德保

魏

梅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语言精简，但意蕴丰富，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深入把握。

一、全面性：“天下”

范仲淹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视野开阔，并没有局限于一域一室之内，而是心忧天下苍生，从更大范围、更长远的目光进行审视。范仲淹屡次提到的“天下”都指的是天下的民众。

以天下之忧为忧，鲜明地体现了范仲淹的战略眼光，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把握。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我们一定要增强全局观念，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思维高度，有“落叶知秋，见木知林”的思维深度，有“登高望远，极目楚天舒”的思维广度，把个人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争做时代弄潮儿。

二、客观性：“天下之忧”

范仲淹作为政治家，有高度的敏锐感和观察力，并且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他也能够不顾个人荣誉得失仗义执言，发现社会问题。明道二年（公元

1033

年），范仲淹奉旨前往江淮等地主持救灾。他冒着被贬黜的危险，直言上书皇帝，要求皇亲贵族们降低生活标准、减免奢靡之风，与民共度时艰。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但他并不安于副宰相的职位，而是更加殚精竭虑，直面国家存在的问题，主持全面改革，实施“庆历新政”。

三、预见性：“先”

范仲淹《奏上时务书》中进谏仁宗帝当福而知祸，治而防乱，要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体现了他有很强的预见性。

增强预见性，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应对面临的重大问题，未雨绸缪、有的放矢，把握工作主动权。增强预见性，要培养实践精神，通过长期的实践历练增长知识、积累经验，不断提高科学预见能力。增强预见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对于道路方向要高度自信、坚定不移。

四、主动性：“忧”

范仲淹的一生，国家之忧，人民之忧，社稷之忧，始终牵着他的心，“以天下为己任”

的主动担当意识一以贯之。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云：“故善安身者，在康宁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这鲜明地体现了主动作为精神。

在实践中，范仲淹也是这样做的。天圣年间，宋仁宗欲率群臣为真宗刘皇后祝寿，群臣明知不合礼制，却三缄其口，只有位卑职微的范仲淹面折廷争，结果被贬；任右司谏时，他又因谏止仁宗废黜郭皇后而获罪，被贬谪；权知开封府时，他再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加上朋党的罪名。他用无私无畏的牺牲，默默无闻的付出，践行着个人的追求。

五、有效性：“天下之乐”

范仲淹任职泰州期间，主持修筑捍海堰工程，当地人民感其恩德，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任职苏州期间，兴修太湖水利，有效治理水患；他大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并向朝廷举荐贤能；他乐善好施，首创义庄；改革弊政，推行庆历新政。这些功绩都能够很好说明范仲淹的主动作为的有效性

。

忧乐精神的出发点是“忧”，但最终归宿应当是“乐”，应当是有效性的评价。

忧乐精神的五个特点，是密切联系的。全面性主要从地域方面进行强调，强调全局性反对片面性；客观性从实际现状出发进行理解，反对主观性；预见性从时间方面进行要求，提倡超前规划，避免滞后性；主动性从个人作为出发，提倡主动作为减少被动应急；有效性从实际结果出发，反对无效劳动形式主义。

应当讲全面性和客观性是忧乐精神的前提，而预见性与主动性是忧乐精神的内在要求与保障，而有效性是忧乐精神的最终落脚点。只有准确把握忧乐精神的五大特点，才能更好地实践忧乐精神。

2021-10-20

00:00:00:01174310http://192.168.99.30:8088/pc/content/202110/20/content_11743.htmlnullcontent_11743.html11弘扬忧乐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