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接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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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颖

父亲陈抡毕生研究古汉语。

女儿陈桂芬接力“长征”。

“这是我父亲陈抡的遗作，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他的作品。他用一生的时间，用历史辩证的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古汉语语音和语法的演变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近日，耄耋老人陈桂芬老人背一个沉甸老旧的姜黄色书包，里面装着《楚辞解译》（中华书局出版）、《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越人歌·离骚·天问·诗经·天论》（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等书。三伏天的中午，暑热笼罩。她满头是汗，刚进门，来不及落座，陈桂芬捧着书迫不及待地讲起了父亲陈抡。

陈桂芬1966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医疗系（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1974年至1996年在岳阳巴陵石化洞氮职工医院工作，在岳阳扎下了根。退休后，她从零开始，接力父亲的古汉语研究的“长征”。

父亲——

苦心孤诣六十载未曾停歇

陈抡，1905年1月出生在溆浦县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主要从事英语教育工作，一生三尺教台为师。教学之余，潜心钻研古汉语文字。

求学期间，陈抡曾翻译过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名家的著作，还特别爱好古汉语，开始涉猎先秦古籍《诗经》《楚辞》等。1932年开始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和语法的演变历史，既吸取中国历代汉学（主要清儒）的精华，也借鉴欧洲历史语言学比较方法，中西合璧，有所收获。

陈桂芬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曾将《诗经新解》寄给中国科学院（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成立），复函：“你的大作提出问题大，涉及面广，钻研得深，请直接与商务书局联系出版。”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抡被迫下放农村劳动，他近40年来写成的上百万字书稿和全部藏书化为乌有，他万分痛心，仍冒着风险潜心研究古汉语。十年“文革”浩劫结束，迎来“科学的春天”，年逾七旬的陈抡再拾信心，凭惊人记忆力和毅力，追回被荒废的宏愿，更加投入研究古汉语。

他认为，先秦古籍不仅有方言，而且绝不是一种方言写的；现在的方言里确实保存有上古音。他运用“历史比较法”从语音方面、词汇方面、校勘方面、构词和造句法，对古籍进行60多年探索，就《天问》一篇探索416个古方言词，在《离骚》一篇中，探索216个古方言词。

陈抡的治学方法和成就，曾在1946年得到学术大家杨树达先生的肯定，认为“很有见地”；1989年，湖南师大中文系教授周秉钧评价说：“陈先生运用历史比较法，结合他渊博的知识，对古书上疑难问题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这种方法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对繁荣学术是有益的。”

著名训诂学家、王国维的侄孙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在《楚辞解译》序中说：“陈抡先生充分运用了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这种方法的确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具有创新价值有效的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归青教授在《楚辞解译》序二中表示，用方音来训释古书中词义，这种方法虽然不是从陈抡先生开始的，但这样系统、全面地用方音来解释古籍，怕陈先生要算是第一人了。

“父亲从28岁走到了83岁，终于见到手稿变铅字印刷，高兴之余并未停下研究之路。他在洞氮生活区和我们一起住时，留给我们的永远是灯下的背影。他每天十来个小时不断地翻阅资料，撰写手稿，总是忘记吃饭。”陈桂芬回忆起父亲在家潜心研究的样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陈桂芬说，虽然生活拮据，命运多舛，但父亲矢志不渝，苦心孤诣六十载未曾停歇。1987年，《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越人歌·离骚·天问》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继续完成《九章》《诗经》等10多篇注释及《溆浦方言》。父亲在最后的3年时光里，因肺气肿严重，靠输氧和进半流质食物维持生命，但每天仍坚持在100瓦台灯下借助放大镜吃力地写作。即使拿笔非常吃力，甚至笔从手中跌落后，他还会慢慢拾起来继续写。1992年2月，87岁的父亲溘然长逝。临终，他用尽全力，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我满脑壳东西，拿不出来了！”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在眼前。

女儿——

坚持不懈

退休20余年接力“长征”

1996年，陈桂芬从医院退休。2001年，年逾花甲的陈桂芬毅然放弃广州一家大医院的高薪聘请，决定勇敢地走出第一步，延续父亲的古汉语钻研之路。

“从零起步”的她，起初曾几次决心去大学中文系读书，但未能如愿，于是，开始自学。陈桂芬整理大量书稿，并在广州及北京的子女家居住期间，几乎跑遍所有的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一杯水，一盒饭，一天与书为伴。“整整三年，我泡在图书馆，学习古汉语文学、训诂学、方言学、语言学，慢慢地就能看懂和揣摩父亲留下的手稿了。”

近几年来，陈桂芬带着父亲的手稿，辗转去过北京、上海、香港、湖南、湖北、广州等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出版社、报社，希望将父亲的研究完善再版。她说：“这些年来，我去过多所大学、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求助过许多古汉语研究专家及有关领导，得到了他们的关心、鼓励和帮助，支持我走到今天。”

陈桂芬说，期间有幸遇到线装书局负责人曾凡华先生，他对父亲著作的价值十分肯定，他说：“你父亲的图书出版会按郭沫若遗作标准一样签订。”2015年，线装书局出版了增补版《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越人歌·离骚·天问·诗经·天论》。该书由当时已80岁高龄的著名训诂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作序。在王宁教授的推荐下，陈抡的遗作《楚辞解译》2018年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不到一年售罄，2019年8月又重印出版。

陈抡最终遗愿是编一部《古汉语方言词典》，为此，他留下了两麻袋246册、约230万字的分类资料。陈桂芬和家人花了一年时间，将资料输入电脑，有80多万字，资料中有音标、音韵、拼音等符号，有的字输入很复杂，还要查字典查原文等。遇到种种困难未能难住陈桂芬，但后因把资料转存电脑过程中，丢失20多万字，她因此病倒住进了医院。

几经周折，最后决定将手稿影印出版。近年来，陈桂芬与家人们一道将陈抡的58428张手稿资料全部扫描，经校对、截图、拼图，最后确定将56179张手稿件，编辑成6281个页面，分为12册，取书名为《古汉语方言词语考释资料集成》。陈桂芬说：在校对资料中，我发现父亲为考释一个字的读音其义，要查阅不同历史时期多种古籍，并根据语音对应规律和现地方方言作为论证。

陈桂芬说：父亲认为，阅读古代典籍应当还原历史语境，古籍里面存有大量的方言俚语和特殊的语法结构，因此需要用历史比较法把这些古方言词的本来面目揭示出来，才能更好地读懂古籍。比如父亲在《离骚》中探讨出216个古方言词语，在《天问》中探讨出416个古方言词语，在《越人歌》中探讨59个古方言词语。

“我经常问自己，这样四处奔波，不计个人得失，究竟有什么意义？但父亲不也是为此奋斗了一辈子吗？只要对古汉语研究能有所贡献，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这可能也是遗传因子吧！”目前，《古汉语方言词语考释资料集成》即将出版。

202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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