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04-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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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团中央书记。此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汪精卫蠢蠢欲动。任弼时领导团中央通过了两项政治意见书，抵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张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给予坚决反击。陈独秀对此置之不理。6月23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再次宣读这份意见书，要求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倾向，陈独秀暴跳如雷，当场从任弼时手中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并踩在脚下。面对这种家长式作风，任弼时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1931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经盛行。任弼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抵制，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的损失，保护了一批革命骨干。一次，在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如属实，张爱萍性命难保。面对这一重大案件，任弼时没有轻信口供，而是派人作了详细调查，结果证明张爱萍是无辜的。

1936年6月，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这时，张国焘分裂主义劲头正足，对红二方面军的将领又是送枪送马，又是封官许愿，极尽拉拢之能事。任弼时看到这些小动作，了解了背后的阴谋，他坚定表示：“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事后，他和朱德等人一道，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1940年8月，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期间，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到中央办公机关的整顿、规章制度的建立，小到开荒种地、开灶吃饭，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任弼时不但要同毛泽东、周恩来一道研究部署军事行动，还要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供应、安全警卫、敌情侦察等工作。长期高负荷的工作严重损害了他原本就虚弱的身体。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曾专门派一名医生到延安给中央领导人体检，结果任弼时是唯一一位“病情严重”的。1948年4月到西柏坡后，任弼时身体更差了。医生多次建议他立即休息，但他依然忘我工作，根本看不出是一个患有严重高血压、糖尿病的人。一天深夜3点，身边工作人员看到他还在埋头研究文件，就强行让他躺到床上，但他慢慢从床上坐起来，说：“我们不但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还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你们想想，我能躺得住吗？”

1950年10月24日晚，任弼时像往常一样工作到深夜。之后，他翻过人生最后一页日历，突然晕倒，再也没有醒来。

11月1日，叶剑英在《人民日报》撰文哀悼，文章深情地说：三十年来，弼时同志经历了各种艰苦的斗争，对我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一封家书

1919年春季开学时，任弼时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在这里，任弼时不但发奋读书，而且关心时局，经常阅读书刊。五四运动爆发后，任弼时积极投入这场斗争，他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组织各校学生下乡开展爱国宣传，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演出活报剧等。这一年，任弼时只有15岁。

然而，由于家境日益艰难，父亲任裕道无力继续为他提供学费。为了找一条既不要家里资助，又能读书学习的路子，1920年暑假，任弼时没有回家。他首先想找点门路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没有成功。不久，经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介绍，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当时，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任弼时立即报名，成为第一批留俄预备生。

这年8月，任弼时和同班同学肖劲光等人一同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共产党组织开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学习期间，任弼时还参加了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任弼时等被批准入团，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1921年5月，任弼时准备启程赴俄。这时，他接到父亲任裕道从长沙写来的一封信。在信中，父亲劝任弼时“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任弼时“捧读之余，泪随之下”。尽管他非常体贴父母，理解父亲想把儿子留在身边的心情，但决心既下，又岂能因儿女情长而改变行动计划呢？任弼时“连夜不安”，终于在临行前给父母深情地写了一封家书，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和决心。他写道：

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唤奈何！……儿常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世之才，前途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任弼时在探索和比较中，已经找到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他要造成“大福家世界”，就像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样，建立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5月中旬，17岁的任弼时投寄了这封家书之后，与刘少奇、肖劲光等6人，带着陈望道、李汉俊、维经斯基写的介绍信和一张做生意的护照，从上海吴淞港码头登船出发，先到日本长崎，然后北上海参崴、伯力，穿越西伯利亚，行程7000余里，用时近两个月，历经艰险到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寻求真理的伟大征程。

“三

怕”

任弼时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凡是同他一起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任弼时曾两次被捕入狱，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加之长期劳累，身体一直不好，但他总是忘我地工作。1947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进犯陕甘宁边区，任弼时的工作千头万绪，他的血压不断窜升，常常头晕，尽管如此，他还是交代医生不要向毛主席反映自己的病情，以免主席担心他的身体，减少他的工作。1949年4月12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讲罢头一部分，他开始头晕、心悸、气喘，剩下的报告只能请别的同志代为宣读。他被迫休息，接受治疗，但当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请求工作。医生建议他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而他常常要工作8小时以上。

任弼时为别人想得多，为革命事业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总怕麻烦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任弼时经常头晕，有时发高烧，但他总是咬紧牙关硬挺过来，从不声张，以免大家为他操心。革命胜利后，党中央进驻北京城，任弼时家住在景山东街，房子狭小，还紧挨着马路，他的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马路上车辆行人川流不息，声音嘈杂。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要给他搬家。当了解到搬家得把另一个机关迁走腾地时，他坚决不答应。他说：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准备把他住的房子修缮一下，他又说，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免得给组织上和同志们增加麻烦。就这样，任弼时坚持住在景山东街那套紧挨马路的旧房子里，一直到他逝世。

任弼时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怕多用公家的钱。平时，他身边的同志领东西，他总要问，是公家按制度配发的，还是特别要求的？如果是按制度发的，他就不说什么；如果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他就加以批评。他时常告诫同志们，凡事不能超过制度，我们一丝一毫不能特殊！有一段时期，任弼时住在北京市郊养病，为了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他嘱咐工作人员，把要进城去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任弼时生活十分简朴，他那床直到逝世前还盖着的被子，是1935年长征时的战利品，一条毯子也是1934年红六军团突围时缴获的。任弼时还经常教育子女爱护国家资财，节省开支，勤俭持家。进城后的一天，孩子们翻出一些破衣服准备做鞋底，任弼时看到后，从装破衣服的包袱里一件一件地翻看，最后挑出两件破得还不太厉害的说，这几件衣服还可以补一补再穿。进城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节俭啊！

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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