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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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期光与张爱萍、刘亚楼等在天安门城楼。

钟期光与张震、廖汉生。

钟期光与妻子合影。

2021年1月18日，位于平江县三市镇肥田村河堧组的钟期光故居沐浴在阳光下，有关部门正准备进行修复。李兆周　摄

□陈砚发

钟期光将军是上将军衔，平江县三市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就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平江参加起义的人数甚众，大部分都跟随毛泽东和彭德怀上了井冈山，而钟期光参加了两次起义都被组织安排留在平江，留在湘鄂赣省委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离开，挺进苏南。所以钟期光将军是在平江领导革命斗争时间最长的人，也是乡情最浓的人之一。

乡情其实就是自己的出生地水土浇灌的一缕情丝，溶化在血液中的根源。是庭前的清泉屋后的山，是弯弯的河流弯弯的月亮，是终生难忘的乡音乡愁。

第一次去见钟老是1988年年底春节慰问，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钟老因战争和“文革”期间受到摧残，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一直在301医院住院十余年，所以每次看望钟老都是在医院里。

这次见到钟老，宛如邻居老大爷，亲切、慈祥、风趣而幽默。其乡音乡愁油然而生，鲜活的语言，记忆犹新，宛如昨天，至今没忘。很难想象当年的将军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英勇杀敌是何等的霸气与威严。

慰问老同志每人送一只腊肘子、一包长寿产的酱干、一包火焙鱼。礼轻情意重。

走进病室，我说：“钟政委（原军事科学院政委），我代表老家乡亲来看望您，给您拜个早年！”

将军望着我，慈祥地微笑着说：“路远迢迢，莫讲客气了。”“要过年了，给你带了点土特产，表个心意。”将军的脸一下便沉了下来：“平江一个贫困县，还跑来送什么东西，你带回去。”他严肃地将大手一挥。

我笑了笑：“老人家，没给您带别的什么，就是一只腊肘子，也花不了多少钱，只是表个心意。”“腊肉嗬，我看看。”将军让我提着腊肉，把鼻子就在肉边闻了闻：“嗯，好香，是用油茶壳熏的，这是真正的家乡气息啊！”这是物化了的乡愁。我暗暗吃惊，他怎么知道是用油茶壳熏的呢？钟老接着哇：“腊肉倒是其他地方也有，只是用油茶壳熏的腊肉黄些香些，其他地方的腊肉没有这样正宗。”我庆幸这次的腊肉是在钟洞农家屋里熏的，我也不知道是用油茶壳熏的，碰中啦，让老将军高兴了一回。脑海里又浮现了大革命时期传留下的歌谣：“老子本姓天，住在红花尖，要问我生活好不好，腊肉用油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苏维埃。”腊肉用不用油煎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将军闻到腊肉的香味应是那时的味道，牵引了将军的乡情与记忆。

老将军像陶醉在腊肉的笑声中，笑得像孩子般的天真。突然问道：“如今过年，老百姓解年牲（杀过年猪）的有多少？”“解年牲”三个字我一听惊呆了，好老好老的平江话，好正宗好典雅的平江话。如今基本听不到这样的平江话了。平江人讲话求一个吉利，忌讳一个“杀”字，旧时大人讲话都把杀年猪叫作“解年牲”，是平江旧时代的典型用语。我连忙回答：“有一半以上的户数解年牲”。“那还有过年没有肉吃的农户吗？”我实事求是地说：“有，但是极少数农户，当地政府对少数困难户有照顾，基本都能吃上肉。”老将军听后脸上也舒缓了些许。

老将军笑了笑又说：“你们送点家乡特产，其实我喜欢吃家乡的铳菜（冲鼻子的），前几年是斐大嫂（傅秋涛将军的夫人）经常送点给我，这两年她也年岁大了，不能做了，你们方便下次帮我带点来，在此先谢过了。”“你们春节慰问要记得去看看斐大嫂。”生怕我们慰问把斐大嫂落下了。铳菜也成了老首长的乡愁，儿时的味道。

铳菜就是用大胸菜做的，先晒一下，然后用缸腌制，吃起来清脆爽口开胃，其气味有点冲鼻子，这是平江一种传统土法腌制的菜，如今不少人还会做。这铳菜成了将军的乡情乡味，是道最土的土菜了。老将军的嘱托我当然不敢怠慢，越明年，花了五元钱买了一堆铳菜送给钟老，不料上飞机时被扣下来了，说是气味大，包装没有密封。再过一年钟老已经走了，老将军的嘱托没有如愿，成了我的一大遗憾。

接着老将军问我：“你有几金昆？”“金昆”又是一句很客气的平江雅语，我说：“我们兄弟五个，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

“你兄弟姊妹九个，侄子侄女加上外甥共有多少人？”

我回答说：“没有具体算过，大约应有三十人左右。”

“有几个吃国家粮的？”他又问。

我回答说：“除我以外一个也没有，只有一个侄子和外甥在读大学。”

“那你没有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将军问了这么多，原来是反对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当时此风盛行，办什么事情都走后门，老将军对此深恶痛绝。将军知道我没有走后门为亲属农转非，听后一笑，接着又问：“你怎么吃国家粮当干部的呢？”我回答说：“我是1968年开始教书，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由教师又改行，组织安排到行政上工作。”

“由此说来你也是农家子弟出身，我们是同行啊。”我听了云里雾里，我怎么和将军同行呢？忽然想起钟老也是教书匠出身。在天岳书院初中毕业后在爽口那边教书，后投身革命，他是平江将军们中文化程度算高的一个，是个知识分子，用钟老自己的话叫“秀才造反”，投笔从戎。

“聊了半天我忘了问你尊居何处？”我说：“您老太客气了，我是大坪源。”“大坪源，南乡人，南乡人，那我把个谜你猜：‘远看蜘蛛布网，近看鲶鱼上水’。你猜这是什么？”我说：“老人家，那是我们破碧滩那架筒车吧。”我真的佩服老将军的那份敏锐，我说大坪源他就联想到了筒车。“对对对！”将军兴奋地说，“我在平江天岳书院读书，走你们对河过身，经常看见那筒车转水。”

“南乡人”，旧时平江人把平江分成东南西北四个区位为四乡。把原先的三阳区、安定区划为南乡。

“尊居”是对人很客气很礼貌的用语，将军问我“尊居”真的是受宠若惊。由此想来将军不但尊重了人，更是尊重了家乡的讲话规矩和乡音乡情。

筒车转水是那时乡村韵味的一道风景，沿汨江两岸一道原始的提水工具。儿时的童趣也玩筒车转水，一种乡愁一种记忆。猜老将军的谜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筒车的年代。仿佛看到了那架巨大的筒车，湿漉漉的，水淋淋的，哼着“咿呀咿呀”的小调，不快不慢地转动着自己的手臂，把水轻轻地提到空中，泼泼洒洒倾入木槽内，长年四季就这样转呀转，浇灌着岸上的农田，滋润着土地和儿时的心田。

将军又问：“那架筒车还在不在？”

“拆掉了，1967年拆的。”

忽然将军的脸色有些凝重，说：“莫非它也碍了谁的事，拆它做什么？吃多了！”

“是修水轮泵拆的。”

“修水轮泵那不要拦河修坝吗？那平江的木排、竹排还放得出吗？平江是个山区县，盛产南竹和木材，怎样运出去呢？怎么把条水路毁了呢？”老将军一遍又一遍提出了疑问号，感叹号。我说“现在都是汽车运的。”将军摇着头说：“平江河岸边没有了筒车转水，河里没有了木排、竹排和货船，没有了码头，还像平江吗？还是平江吗？”我哑然无言了。

现在回味老首长的话，要是河岸有筒车转水，河中有木排、竹排流放，还有货船往来，呈现一种古朴又现代的风味多好呀，现在的全域旅游能恢复这道风景线吗？

老将军像是自言自语，沉浸在回忆之中。钟老长期住院，以院为家，病房有电视，电视节目突然放T台走秀，美女穿泳装走台，钟老看见了，用拐杖指着电视机大喊“妖怪，妖怪，快关掉它。”而终止了我们的聊天。

老将军讲一口正宗的平江话，比如“解年牲”“尊居”“金昆”此类语言，而且还是民国初期的平江话，讲得很地道。讲话也是做人的本色，这么大的官没有半点官腔，讲话直白，不拐弯抹角，开口讲话就和家乡人拉近了距离。

钟老不但讲一口平江话，还对家乡有一种深深的平江情结。全国刚刚解放，共产党夺取了政权。钟期光将军首先想到的是平江的“桃干娘”。

桃干娘是平江县城北街开磨坊的，1927年白色恐怖，桃干娘到铁炉巷自家的茴地去翻茴藤，突然发现草丛中有一人躺在地上，瘦骨嶙峋，爬在桃干娘面前喊救命。桃干娘在钟家是一位十分善良贤惠的婆婆，远近闻名。知道了这个落难之人叫钟期光，被挨户团追杀，藏在这里几天没吃没喝，已经快不行了，于是她叫钟期光仍然藏起来，自己赶快回去装了一大钵饭菜，又煮几个鸡蛋，用竹篮盛着，颠着三寸金莲蹑手蹑脚送给落难之中的钟期光，一连坚持了三天，钟期光渐渐恢复了体力，跪在桃干娘面前，叫了一声“娘”，并表示有朝一日若能出人头地，一定回来报恩。一去24年无音信。直到1951年的一天，钟府来了一位部队军官，找桃干娘，并说明了来意，钟家主人告之，桃干娘上年去世了。来人问桃干娘有后人否，钟家人告之，有一个孙子叫钟鼎铭，初中毕业，二十二岁赋闲在家。来人听了很高兴，与其见面，问钟鼎铭愿不愿去部队，愿不愿意去北京？钟甚为高兴，满口答应。约定两天后来接他。军官如期而至，但钟家铺门紧闭，原来桃干娘有三个孙女，只有一个孙，一根独苗，其父母坚决不同意钟鼎铭去北京，去从军。将其锁起来了。来人无奈，把实情禀报了钟期光。如今钟鼎铭已经84岁了，在北街开了一家应酬小店。

钟期光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感恩之心，凡是帮助过他、有恩于他、支持革命的他都不曾忘记，铭刻于心。1950年，他将平江有名的教育家，原天岳中学的校长周丽彬的儿子周可大、其儿媳王于飞接到南京，并送读书，毕业后安排在天津市的银行工作。这是感恩于周丽彬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钟期光的游击队被困守在平江山洞之中，国民党军队和挨户团封锁围剿，环境异常艰苦，钟期光带着两个警卫化装下山，在三眼桥筹粮筹款，买了三十斤猪油和大米准备运进山，不料被国民党军队和挨户团发现，两个卫兵光荣牺牲，钟期光只身藏到托田五斗园周丽彬家才躲过一劫，最后周家帮其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返回根据地。大恩不言谢，有恩不报非君子，钟期光将军就是这样的血性男儿。

上将下跪拜义父在平江传为美谈。钟老少年时代与三眼桥街上的同学余克昌亲密无间，后结拜为盟兄弟。钟期光家境贫寒，在经济上经常受到余的接济。余克昌的父亲余长皆见他们俩相处得好，也很高兴。对常来家里的钟期光也如亲子般的爱护。钟期光和余克昌均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投身于工农运动，并成为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骨干。1927年“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屠杀革命力量，没有来得及转移的余克昌遭到反动势力的屠杀而牺牲。

解放后钟期光亲自致信给家乡，正式追认余克昌为革命烈士。1958年时任南京高级军事科学院政委的钟期光，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回到老家三眼桥，亲自拜访了余长皆。当时将军随从四五十人，既有警卫、秘书，又有省地县的保卫公安人员，还有省地县公社的党政领导干部（当时属安定人民公社管辖），浩浩荡荡来到了余家门口。钟将军拱手说：“你们在外等着，我先进去，叫你们再进来。”钟将军进去见到余长皆，便喊：“长伯伯，期光看你来了。”说罢扑通双膝跪在了老人面前，一面说：“为我早逝的兄弟克昌来尽分孝心。”当时78岁的余长皆还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面对跪在自己面前的将军，惊慌得手足无措，见期光犹如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此时失子之痛，往日的屈辱，做人的尊严，情感的闸门一下喷发，抱着将军失声痛哭。将军送余长皆一盒高丽参，一盒美国产的巧克力，一匹布。余长皆惊喜之余，口里念叨着：“你还记得我，亲自来看我，行咯重的礼，拿咯多东西，我受不起呀，受不起呀。”

将军一跪，体现了人伦忠义，体现了孝悌情谊，体现了一颗真诚之心，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操与道德。

感恩像高山一样重，情义像大海一样深。钟老的风范可圈可点，永远值得我们点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

本版照片除署名均为资料图片

202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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