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奏凯歌

——日军投降后，岳阳民众欢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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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一场20世纪人类空前的大浩劫就此终结，饱受战争之苦的各国人民从战争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再度享受和平的阳光。这年9月，国民政府军进驻岳阳，接受在岳日军投降。从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在近3000个日日夜夜里，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既是为了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悲壮历史，缅怀抗日先烈的丰功伟绩，更是为了居安思危，不断增强忧患意识，珍惜和平，加快发展，让历史不再重演。

侵岳日军受降记

1945年8月1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8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其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前往湖南芷江，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洽降。2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侵华日军缴械投降。其中，第3受降区为长衡地区，由中国陆军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为受降主官，指挥长衡地区的部队负责接收长沙、衡阳、岳阳等地日军投降。日军投降代表为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投降部队为第20军所属第64、68、116等师团，独立第17、81、82、86旅团等，受降地点长沙。

岳阳县、湘阴县、临湘县在抗战时期属于九战区管辖，华容县属于6战区管辖。日本投降后，岳阳、湘阴、临湘县又划归第六站区管辖。其中，岳阳受降代表为中国军队第18军第18师。十八师进驻岳阳城后，师长覃道善命令部属立即接替了全城的警戒任务。在此同时，师部接到了九战区长官部电令，指定覃道善担任驻岳日军独立第十七混成旅团的受降官，全权负责日军接受投降和城防等一切接收事宜。当时，独立第十七混成旅团驻扎在岳阳五里牌、黄公庙、广兴洲、白螺矶、南津港等地，另有设在岳阳城乡内外的日军野战医院和弹药库、汽车队等单位，也指定由十八师接收。

8月23日、24日第18师接收岳阳城内的日伪货物及工厂；25日接收陆矶（城陵矶）饼干制造厂；25日、27日接收接收冷水铺的械弹仓库；28日、29日解除日军配属的自卫武装；10月1日接收完毕。同日，原驻邵阳的日军第116师团改到岳阳受降，4日被全部解除武装。8日，全部受降完毕。

据研究岳阳抗战历史多年的地方史志学家邓建龙介绍，第18师师长覃道善曾回忆：日军第十七混成旅团是1944年（应为1942年）在日本新编成立的，来到中国战场才一年多时间，没有参加过大的战役，主要担负城市防守任务。该旅团共辖5个步兵大队和炮兵、工兵、通信兵各一个中队，并配属有宪兵，旅团共有兵员7000多人。旅团长是个60多岁的少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据传抗战爆发之前，曾在国民党举办的陆军大学当过教官。该部驻岳期间曾参与制造了“洪山血案”与洞庭湖区的“厂窖大屠杀”。

接受该旅团投降时，没有举行公开仪式，师部将日军旅团长及其主要参谋人员召集到驻扎在岳阳楼的十八师师部，由师长覃道善向日军宣布了受降的有关规定，明确日军第十七旅团要绝对服从国民党军事长官的命令，于三日之内赶造人员、武器、弹药、器材等项物资清单，一式两份，然后按旅团司令部、各步兵大队、特种兵队的番号次序，将武器、马匹和各种器材陈列于指定场所，逐一点数交给中方部队。野战医院、野战仓库和汽车队等单位所配属的车辆、零件、汽油和其他物资，同样要造具清单，在原来所在地点交。日军旅团长点头表示愿遵令执行。日军十七旅团的接收工作，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结束了。接收工作完成后，师长覃道善便令第十七混成旅团在岳阳城南十余华里的铁路沿线集结，以后对他们的管理和给养供应，均由六战区长官部所属日本官兵管理所派来的专人负责办理。

接收日军第十七混成旅团的工作刚刚结束，九战区长官部又电令十八师在岳阳再次接受日军一一六师团的投降事宜。一一六师团隶属日军第二十军建制，师团长菱田中将，毕业于日军陆军大学，时年40多岁，正值壮年，属于日军将领中的好战派。师团为日军攻击师团编制，没有旅团一级，共有官兵16000多人。由于菱田是中将，为受降起见，使双方官阶相当，同时六战区在下达受降命令的同时，将十八师师长覃道善升为中将。受降没有公开仪式，按照办理十七混成旅团受降的方式办理接收，并指定该师团移驻距离铁路线约十多华里路程的岳阳城西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半岛上。当时日军菱田中将不大同意在岳阳城西驻扎和接受投降，师长覃道善拿出六战区的电令，十分严肃认真地对菱田说：“你必须服从我的指挥，不得违令。”菱田无可奈何，只得表示服从。接受一一六师团的投降工作于1945年10月初完成。

全城人民欢庆胜利

将历史的镜头切换到70年前，当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之时，整个中国沸腾了，整个湖南沸腾了，所有的岳阳人民也沸腾了。

当得知抗日战争胜利时，现年91岁的岳阳人何音建正在昆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岳阳沦陷，何音建被送往长沙难民学校。1939年，他到岳麓山报名参军，从岳麓山出发，途经湘潭、邵阳抵达东安集合，后在东安整训，3个月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骑兵团。因为年纪小，何音建安排当看护兵，主要负责在营房里给伤兵上药。广西南宁失守后，所在部队奉命前往昆仑关与日军作战，当时他负责护理伤兵。昆仑关大捷胜利后，被调至重庆学习军事文化（开车、修理、军事训练等）。1942年调回第五军骑兵团，后从重庆飞往印度加尔哥答，负责将物资从印度加尔哥答运经缅甸曼德勒到昆明，一直到抗战胜利。何音建说，“1945年8月15日，我在昆明，得知日本投降了，当时，整个昆明都沸腾了，十分热闹，路上挂着彩灯，大家都很激动很开心。打了这么久的仗，终于取得了胜利，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这种心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今年97岁的孙勇在1938年时考上了军政部学兵总队，在通信队学习无线电通信。部队驻地在湖南沅陵县夫子庙，后来到桃源、晃县、贵州的玉平、龙县、玉溪以及四川的简阳、双流、新津、彭山等地，编入中央电讯总台担任报务员，一直工作到1943年。后调入某部担任通信排长，并参加了河南灵宝战役抗击日军，军长是陈牧农（湖南人）。部队被打散后，撤回大后方四川进行整编，编入暂2师继续担任无线电通信排长，抗战胜利后升为通信连长。孙勇得知抗战胜利的时候正在和同学下棋。“那是1945年8月13日，我和同学们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下围棋，还有的在看书。晚上8点，突然听到市里震耳欲聋的炮声，我们住的位置离市里有三四里地，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到在市区玩的同学回来，进门就大呼：“好消息好消息！日本投降了！”听到这个消息，孙勇和同学全部都激动得跳起来了。孙勇从家里翻出一件绿色的长袖翻领绒衣告诉记者，这是在1945年8月14日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庆祝抗战胜利时买的，他在1961年回到岳阳拖板车的时候都还穿过。一直到现在都还留着。

地方史志专家邓建龙介绍，在1945年10月10日，岳阳县各界人士在县城东门大操坪（今3517工厂）隆重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会场两侧贴了两副对联，其一云：八载血战震天威，马关耻、芦沟仇、一洗腥污光上国；两颗原弹寒敌胆，太和魂，武士道，尽随尘土化轻烟。

当时岳阳城区各界居民和军队近3万余人进行了全城游行，还高喊“庆祝抗战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沿街路过的商铺都挂上了国旗还放鞭炮进行庆祝。邓建龙说，“当时打仗的时候很多岳阳人都逃难去了，有的听到打仗打赢了就赶回岳阳。有的人躲在荣家湾和岳阳乡里，回来得就快些，一些回来的岳阳人遇到了游行的队伍就加入进去一起游行。”

居安思危

勿忘国耻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这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满怀激情说的一段话。这篇讲演就是后来著名的经典文献《论持久战》。

抗战时期，在岳阳这块土地上，既开辟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又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有各县地方游击队和群众自发组织的自卫队共达50余支,广大军民与侵湘日军展开了“一寸山河一寸血”，长达七年之久的殊死搏斗。

如今，抗日战争的硝烟已消散70周年。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忘我牺牲的爱国情操和民族精神与舍己为人、冒险抢救盟军飞行员的国际主义精神，至今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种“抗战精神”与团结求索精神、龙舟文化和忧乐情怀一脉相承、交相辉映，大大提升和丰富了传统的岳阳精神。今天，我们要居安思危，牢记这段历史，加强团结，加速发展经济、文化，坚持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刘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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