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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望生

城陵矶港，湖南省唯一的通江达海码头。因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汽车进口指定口岸等“金”字招牌纷至沓来，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更是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开展。而回望城陵矶的历史，知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因港湾条件，城陵矶曾兴盛一时，成为经济、文化的中转站和传播地——

得天独厚的港湾条件得历代青睐

城陵矶，依山傍水，控江扼湖，港湾条件得天独厚。早在新石器时代，城陵矶地区便有人类活动。

战国时，随着楚人政治、经济、文化的南移，作为南北交流的交汇点的城陵矶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也日益楚化。这就使得城陵矶地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南北经济交流更趋频繁。据考古发掘，在城陵矶南向的七里山发现一处大型的战国时代的文化遗址和城址，出土了大批陶鬲、钵、壶、罐、豆、瓦珰等，表明它已是一个人口密集、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方。

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鄂君启持怀王赐给的铜节在楚地经商，不仅可以免税，还可受到所经城邑或驿传的接待。其“舟节”铭文记有鄂君启“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为一船队的商业船队，走遍了洞庭四水，据专家考证，“舟节”所谓“庚木关”，就是经过城陵矶附近的“无假关”。鄂君启的船队是经过城陵矶水域的较大官办商业船队，除了官办的以外，不持金节而需纳税的私商船只以及民间船只，当然就更多了，它们的进出，无疑更促进城陵矶港口的发展。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吴主孙权占据江东，扼守三江口水路要道，周瑜火烧赤壁，孙、副两支水军追击曹军，都从这里经过。清朝诗人魏源有：“舟出城陵口，天围楚蜀濆，诸舟千里会，三国一江分”的诗句，概括了三国时期城陵矶在军事、经济上的地位。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主刘备与吴主孙权议和，划湘江为界，江东属吴，江西属蜀。为防蜀之荆州军，孙权派大将鲁肃筑巴丘城(今岳阳楼一片)，设大屯戍，在洞庭湖中训练水军。城陵矶紧扼洞庭湖口，为巴丘的前哨，鲁肃便派军驻守。这里驻军所需的粮草、辎重便常常在城陵矶起卸。过往船队亦常常停泊在城陵矶南面的翟家湖中。由于人口供给增多，亦促使城陵矶的市场更加繁荣。至此，城陵矶便成了有城市依托、商贾往来、船舶经常性集中靠泊的港口。

岳州商路促港口繁荣

岳州窑青瓷自晋朝发展起来，到隋唐时达到鼎盛。岳州窑的中心产地在现湘阴县的城关镇、铁角嘴、芦林潭一带，都在湘江河畔。岳州窑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鉴于当时运输条件，大部分是从城陵矶出口的。唐代中期，长沙铜官窑瓷器兴起，与岳州窑青瓷竞争，促进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长沙铜官窑瓷器有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远销浙江、安徽、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和东南亚各国。长沙窑瓷器的外销，只有通过城陵矶入长江才能达到扬州、宁波等地，城陵矶是湘北出口的最后一站，城陵矶当时设有相应的关卡和税收机构。城陵矶镇市场，配有瓷器销售，以供从川、荆等地沿长江而下去扬州、宁波等地过路客商自由采购。城陵矶港，成了岳州窑，长沙窑产品的集合地和转运站。

岳州产茶，盛于唐，始贡于五代，唐德宗时，岳州便设有征收茶税的机构，为茶叶出口的一道关卡。五代十国时，马殷攻占潭、澧、衡、道等二十几州地，建立楚国。“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客，官收茶税”，公元908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25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楚地一时种茶盛行，茶叶出口成了水运的大宗货源。城陵矶港是楚国进出口的咽喉之地，四方商贾，由长江入楚买茶也应经城陵矶。因而，楚国在这里设立邸店，开放市场，大做茶叶生意，买茶卖茶商船络绎不绝，城陵矶港于是日益兴旺起来。

文人骚客多会于此

据史书记载，最早来岳阳市境内游历的要算春秋时期的楚昭王。屈原逐沅湘期间，饱览湖湘秀色，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篇。威扫六合的秦始皇也曾两度横过洞庭湖。南朝宋颜延之的纪游之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楼作》，是现存的最早写岳阳楼的诗篇之一，说明当时这里已经成为游览胜地。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谈形胜者，未尝不首及巴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唐开元四年

(公元716年)中书令张说贬官岳州、嗣后张九龄、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一大批名士诗人，接踵而至。杜甫卜居成都时，见到蜀中名画家王宰画的岳阳一带的《山水图》，就为其写了《戏题王宰山水图歌》，称许岳阳说：“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杜甫后来晚游湖南，原因固多，而一览祖国的湖山大川未尝不是因素之一。“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一语，当是很好的注脚。当时的岳州，陆路运输远不如水运，而名士骚人要赴岳州一览洞庭胜景，自然乘船而来，城陵矶乃岳州之外港，又是出入湖的必经之地，且“城陵逐末地，迩亦有儒风”，相传，三国东吴名士虞翻有故居在城陵矶。城陵山为岳州境内名山，城陵矶乃吴楚名矶，三江口更是历代争战地。名士骚人在此小憩，一探名山，二访古人，发怀古之幽情，这是很自然的事。唐杜甫“扁舟下荆楚”，泊舟岳阳城下，李白六过巴陵，都是从城陵矶进出。大诗人白居易就有“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的诗歌；从荆江而下去夏口之客，也常在城陵矶下泊舟小憩，遥看洞庭，隔水歌咏。凡此种种，无不为城陵矶港口扩大影响。

设立巡检加强管理

人口的增长，扩大了城市的消费能力，人们对商品交换的需求量亦越来越大，商品交换量的扩大，加速了市场的繁荣和水运事业的发展。城陵矶作为一个依附于岳州巴陵的港镇，人口亦在急速增长，集市亦加繁荣，港口船舶进出口量又有扩大，船舶进出口量的扩大，对港口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港口除军运和漕运有章可循外，其他帆船进出、停泊码头，均靠帮派势力。当时，城陵矶盛行有打码头的陋习，港口虽无正规码头，但滩边河坡均为航船停泊的理想之所，一块木跳板，便可将船和岸连成一体。然而，滩有大小之分，坡有长短之别，为了使自己的船只能靠在近镇傍的坡滩下，船主们常常为了一船头之地而动武。那些被请来为船只装卸取货的伙计们更是恃强斗狠，而且由于市面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对城陵矶镇的社会秩序必然要加强治理。

宋代，在武臣中有“巡检”一职，主要设于关隘要地，或管数州数县，或管一州一县，属州县指挥，其作用是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湖南道行营慕容延钊攻占岳州后，正式在城陵矶设“巡检一员”，以加强城陵矶镇及其港口的治安管理。

城陵矶巡检的设立，是统治者对城陵矶这个军事要地、天然良港予以重视和管理的开始。从此之后，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在城陵矶设置机构，加强统治。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重修岳阳楼后，名声大噪，游人纷至沓来，城陵矶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荆湘漕粮的中转港

城陵矶向来为水运要地，矶下长江与洞庭湖汇合处的三江口，是历代江湖黔蜀漕粮运输之要冲。南宋时，荆湖南路之漕粮，主要运往两个地方：一是运至武昌给军需，一是运至临安供京师用。元都于北京，漕粮仰给予江南，一年多至300余万石。元时以江浙、湖广、江西为江南三省。湖广之粮需运至真州(即今江苏仪征县)换海船转运。所有湖南漕粮出洞庭湖，都必须经过城陵矶入江，而去目的地。

至明初，朱元璋建都金陵

(今南京)，湖南漕粮运转方便。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漕运先由海运，后改走运河，并改原由军运为民运至指定河边集散，再由军运至京师。岳、长、衡三地漕粮于七里山民运集中后，再由军运入江达目的地。城陵矶港乃为岳、长、衡民运漕粮集转地，《隆庆岳州府志》载：“户部分司(在)城东(北)七里山，即兑粮所。弘治元年，知府李镜从荆、岳诸冲运诸(之于)官兵，岁与岳、长、衡民兑易京储于此”。并有“郡佐一人监之，令输者用竹木苇席编棚为寓”储藏漕粮。后因“每遇夜或风雨往返斯难”，“通判吴佑等于永济堤东右筑地，方高咸七丈许”、“建官廨舍，东西厢房各一舍，仪门三舍。自此，官民便焉”。从中可见，当时城陵矶兑粮所的规模。

清光绪三十七年《巴陵县志》载：“明初兑交漕粮或于汉口，或于陈公套，或于青泥湾，屡行更改，迄无定所。万历三十六年，邑人给事中姜性奏改于青泥湾为便，报可，自后，岳、长，衡三郡，凡二十三州县，俱于岳城北门外水次漕仓，每岁粮道按岳监兑。”又载：“青泥湾(今桂花园上首)，去城陵矶五里，然水次漕仓改设北门，不闻所始，疑即姜给事奏准青泥湾后或以北门便近，故定此”，这都是以往的事。由此可见，城陵矶港中转漕粮，不但规模甚大，而且有相当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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