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维桢与1936年上海反日同盟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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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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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桢,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01年2月出生于华容县胜峰乡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入团。1925年入党。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参加过“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其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纺织业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委书记。1936年,张维桢担任上海反日同盟大罢工总指挥,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上海反日同盟大罢工的胜利,不仅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件大事,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路线早期获得成功的光辉一页。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对上海反日同盟大罢工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与“12.9”运动、红军长征、抗日统一路线、西安事变等并列的“重大事变”,这充分反映了上海反日同盟大罢工的重大历史意义。
建立日本纱厂工人救国会
1935年,北平“12.9”运动爆发后,上海各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先后担任上海纱厂总工会主任和上海五金总工会主任的张维桢,立即把工作重点放在日本纱厂方面。在一所多是纱厂工人的平民学校里,张维桢结识了该校教师韩念龙。他们在课上、课余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工人群众的反日情绪日趋高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与考验,张维桢和陈之一发展了韩念龙入党。他们于1936年初组织了3000多纱厂工人加入救国会,其后正式建立了日本纱厂工人救国会和上海工人救国会。在党的《八一宣言》和《白区运动提纲》精神的指引下,张维桢、陈之一等团结带领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各界爱国会举办的“三八”妇女节、“五一”、“五卅”纪念及“九一八”事变5周年和鲁迅送葬等活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参加游行,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示威。
1936年11月6日上午,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张维桢、郭光洲、韩念龙和周林参加。讨论酝酿已久的反日罢工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日本纱厂反日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发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根据《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精神,讨论了如何争取罢工胜利的问题。确定了这次罢工应该明确争取胜利、适可而止和中国厂不罢工的指导思想。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工资10%等五项条件。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大家一致推举张维桢为罢工总指挥。会后,根据大家提出的五项要求,张维桢整理写成罢工宣言的传单,以日本各纱厂工人代表的名义署名。宣言中如是写道:“我们各厂的代表会议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不得不依靠我们群众的团结的力量,快预备联合起来罢工吧!”
纱委会议后,沪东各厂按照预定计划立即行动起来。张维桢首先把罢工突破口选在同兴二厂和上海二、三厂。他们发动工人积极分子在厂内宣传纱委提出的五条要求精神,深得工人拥护。11月7日,即纱委会开会的第二天,同兴二厂和上海二、三厂开始了罢工,其他各厂相继相应。11月8日晚,上海纱厂一、二、三、四、五厂,同兴二厂,东华纱厂等男女工人共15000人举行了罢工。
联合救国会声援与“七君子”事件
沪东罢工爆发后,郭光洲、韩念龙、陈之一与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在卡得路沈钧儒大律师事务所多次向救国会领袖们介绍工人们的生活情况和罢工形势,研究声援罢工斗争、成立罢工后援会等事宜,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12日下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联合起来,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的名义,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女青年会举行大会,声援日本纱厂反日大罢工。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亲自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
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日罢工,日本侵略者毫无办法,他们认为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是“救国会”煽动起来的,11月18日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命令领事寺崎找上海国民党政府秘书长俞鸿钧,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抓共产党,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他5人”,并用正在待命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相威胁。一向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压力,命令上海市政府逮捕救国会领导人。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煽动罢工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导人(即“七君子”)。“七君子”被逮捕,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抗议,使上海反日罢工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猛烈。
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1937年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
32个日纱厂68000多工人总罢工
沪东日本纱厂罢工后,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奔走相告。张维桢回到沪西后,在向各厂分派工人骨干开展发动的同时,张维桢把主要精力放在丰田纱厂。11月15日,张维桢抓住时机,决定在11月18日早晨工人换班时,新老两厂工人同时罢工。11月16日,张维桢以原救国会会员和学校学生为基础,在丰田纱厂组织了一支192人签名参加的骨干队伍。11月16日下午,罢工骨干朱永康和另一名工人被逮捕,情况十分紧急。
张维桢决定,罢工提前举行。17日下午6点,丰田新老两厂同时罢工。老厂工人打碎各车间铁门上的铁锁,冲向厂门。此时,在厂门口荷枪实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架好机枪,枪口对着将要冲到厂门口的工人。跑在前面的工人急中生智,一拥而上包围了站在铁门里面的几个日本人,并且大声警告持枪的敌人:如果你们敢开枪,就和他们(指被包围的日本人)同归于尽。另一部分工人见此情景,立即转向写字楼,剪断电话,同房间里的日本人搏斗起来,还有一部分工人回到车间,拿起铁锤、铁棍和筒管作武器,愤怒地砸坏了一些机器,做好了同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工人们不断从各车间拥到厂门口,越聚越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机智勇敢声势浩大的罢工工人面前,不得不下令撤退。紧接着,新厂3000工人也开始罢工了。罢工中,12名工人被抓,关进警车里。工人死死围住警车和巡捕,高喊:“不放工人就不放车走。”双方一直斗争到第二天早上5点,最后经中山桥公安分局局长出面劝解,双方谈妥巡捕放人、工人放车的条件。
接着,全上海32个日本纱厂、68000多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沪东沪西反日总同盟罢工态势。
反日同盟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其在政治、经济上受到了严重损失,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态度。11月25日下午5时,罢工代表团代表20多人和国民党上海总工会代表朱学范、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相关人员,在法租界中汇大楼上海地方协会谈判,经激烈争辩,最后达成协议。
日本资本家为了个人利益少受损失,作出了重大让步,基本满足了罢工工人的五项条件。上海日本纱厂委员会和罢工指挥部充分考虑工人的意愿,本着适可而止的精神,适时结束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发出了复工通告。到28日,所有参与罢工的日本纱厂工人已全部复工。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上海反日同盟大罢工,以工人斗争的胜利宣告结束。
99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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