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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丹

父亲杨雪沾，生于1919年9月，祖籍安徽蒙城县。1937年，父亲刚从安徽省立五中毕业，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举国抗日，风起云涌。受到爱国志士们的感召，父亲热血沸腾，决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他先后到铁道兵团干部教练队和陆军工兵学校学习,1939年，又赴贵阳考入黄埔军校继续深造，成为军校第十七期通讯科学员。父亲学习的是无线通讯，毕业后被分配到军政部通信兵三团，先后在惠水、贵阳、桂林等地驻防，不久调入通信兵六团。

1941年冬季，日寇入侵缅甸，妄图截断从缅甸仰光港到昆明的国际援华物资的最后通道。为保住这条交通生命线，国民革命军派遣中国远征军入缅与英美联合抗日。通信兵六团需派一部分士兵加入远征军的行列，我父亲立即报名并接受了选派。出发前，他请假回耒阳向家人告别。当时，我祖父杨允恭正重病缠身，卧床不起。父亲跪在病榻前道出远征缅甸的请求。祖父得知他出国是要去抗日，便哽咽着坚定地说：“去吧！山河破碎，救国是大孝啊！”

祖父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炮兵科，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担任过孙中山大本营的参谋，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南北转战，出生入死，可谓戎马一生。后来因病离开军旅，报国已成憾事。而今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在不舍之余有欣慰，更有期待。祖父的话，给父亲莫大的鼓励，他当即含泪辞别亲人，远赴战场。可谁知道，这次告别竟成了父子的永诀！

1942年3月，父亲开始了他的远征。通信兵六团派出22部电台，配属远征军各军师部。我父亲调到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电台，担任上尉报务员，台长是父亲黄埔军校的同学任铮。战争打响后，电台每天不间断地接收一线的战况，并传达司令长官部的指令。发出的电报都是“加急”，有的还是“十万火急”，可见战况之紧迫。中国远征军历时三个多月，浴血奋战，屡挫敌人的锋芒，使日军遭受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

5月初，远征军被迫撤至野人山。野人山是有“绝地”之称的原始森林，毒蛇恶蝎出没，天气酷热难耐，雨季山洪凶猛。加上缺粮断炊，无医无药，官兵历尽了炼狱般磨难。恶劣的环境不知夺走了多少年轻的生命，山野间尸横遍野，白骨成堆。由于饥饿，父亲和战友们不得不摘野果、挖野菜、吃芭蕉根维持生命。时间一长，父亲身体浮肿起来，加上得了回归热，昏倒过好几次。他亲眼看见自己电台的战友掉下山崖被山洪冲走，还有个战友陷进沼泽地死亡。父亲每每回忆到此，总会潸然泪下，悲痛不已。

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退入印度后，为了重整旗鼓，伺机反攻缅甸，部队在兰姆伽训练营整编，并进行以热带丛林作战为重点的全面训练。父亲进入通讯学校，再次接受实战通讯训练。训练结束后，父亲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电台工作。父亲曾说过，他经常见到总指挥长史迪威将军。史迪威担任过驻华武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十分和蔼可亲，见面就称呼他“上尉杨”。说起这段历史，父亲总有些骄傲。

回国后，父亲被安排到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和湖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合办的学生教导总队任分队长。学生教导总队担负着本战区军队人才培养任务，同时也应战事的需要，参与一些军事活动。从湖南日报社档案资料获悉，父亲到总队没有多久，就被派遣协助一军事教官到宜章与乐昌交界处实地查对军事地图。当时日军已攻陷长沙，粤汉铁路南段告急，父亲他们的任务是核查铁道周边地形地貌，包括桥梁、隧道等，以便国军加强戒备。1945年1月，战事吃紧，遵照干训团指令，教导总队挑选一批精干的青年，成立谍报队。经过短期的化妆、追踪、侦察、爆破等训练后，分成三个组，我父亲担任第一谍报组组长，化名杨春，带领谍报员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因出色的情报工作，干训团誉称谍报队为“前哨部队”。

抗战胜利后，父亲对国民党政府企图发动内战极端不满，愤然离开部队，解甲归隐。为了生计，父亲在长沙一家报社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者协会会员。参加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参与秘密创办《实践晚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动员民众行动起来，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十八个年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老人家伟岸的身影、慈祥的面庞、亲切的话语，时时萦绕于心。

（作者系市教育体育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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