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籍著名作家李清明专访

来源:

-->

本报记者

李芳梅

乡愁是指一个人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一直以来，乡愁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主题之一，它在余光中、北石和席慕蓉的诗里，在三毛的文章里，在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琴声里……

2014年12月初，广州军颐集团董事长、湖南籍著名作家李清明来到岳阳，为他即将开始的长篇小说写作作有关洞庭湖及其风土民情的深入收集工作。漫步在暖阳照耀的家乡土地上，清明先生感慨丛生。在陪同他走访的一周时间里，我们透过他的言谈、作品，和他对家乡的那份深切的关注与牵挂，对他有了更多更深层的了解。在他的新散文集《牛铃叮当》出版之际，我们就“乡愁”这样一个话题，与他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

记者：在您刚出版的散文集《牛铃叮当》中，大部分文章写的都是您的老家洞庭湖，“走出”老家这么多年，您为什么仍如此钟情于书写故乡？故乡如何滋养了您的写作？

李清明：我从小生活在洞庭湖水乡，十七岁离开故乡，在驻粤部队工作了近二十年，接着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一晃有三十多年了。人到中年，总爱回忆过去，怀念自然淳朴、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其间偶尔回到故乡，我发现，过去自然、古朴、祥和、温馨的乡村不见了，视觉上却有一种误入陌路之感：河浅了、湖小了、水浑了、古树没了，唯见杂树野草疯长；过去满湖满沟的各种鱼儿也基本绝迹了，野生的少了、饲养的多了，自然的少了、污染的多了……从而引发一种浓烈的乡愁。《牛铃叮当》散文集里的“水乡系列散文”五十多篇，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这些文章，大多是追忆及回味过去自然古朴的乡村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呼唤乡村优秀文化与优秀文明的回归。

说到故乡如何滋养了我的写作，则有些说来话长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洞庭湖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虽然我的出生地是“鱼米之乡”，但也仅是“解决温饱”。那时，乡村生活单调枯燥，除了有几个钦定的样板戏轮番上演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能接触和看到的文学书籍也是少之又少。当时，我最大的娱乐便是跑到村头的涂叔叔家，听他说书、讲故事。涂叔叔是位回乡知识青年，他会倒背许多毛主席诗词，会写对联会算账，会闭着眼睛讲《封神榜》《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红楼梦》……无疑，涂叔口头的中国古典文学给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让我明白了文学的魅力之所在——既可娱已，还可娱人哩。

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李杰，他当过兵，会写散文，当兵的时候曾在部队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李老师特别喜欢我写的作文，除了手把手教我之外，还送我一本厚厚的《四角号码新词典》，至今，我仍珍藏在书柜里。记忆中，在初中阶段，全中学近千名学生，我写的作文最好，几乎每篇都是班级和学校的范文。当时，我们班上有位从北方城市转来读书的女同学，她吃的是“国家粮”，长得也非常漂亮，我的每次作文都由这位女同学在课堂上用普通话朗诵。每当长得白净白净的女同学用卷了舌头的普通话朗诵我的作文的时候，课室窗户边的走道上总会挤满不同班级的“听热闹”的男女学生……那一刻，我的成就感与庄重感就会油然而生。

前不久，我回乡小住，在县城碰到一位教过我英语的刘老师，她还说起我初中时喜欢写作文的故事。刘老师说，上初一时我便给数、理、化老师各写了一封信，说我只上文科课，其他理科课得允许我看小说、写小说云云。此事，我真无半点记忆了，但我却记得一上数、理、化课，我就会和坐在教室后排的同学换位置，躲在教室的最后面看小说、抄词典，涂鸦所谓的小说、诗歌、散文等等。最后的结果是，初中阶段我严重偏科，以至于到初三下半期眼看考高中无望，只好自己主动提前辍学。此举让我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多走了许多弯路，这也是我在女儿开始上初中时提醒和唠叨得最多的一个话题。

大约在十六岁的时候，我便立下两个宏愿：一是要走出农村，改变自己“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命运；二是要当个作家，用我手写我心，活得与众不同。第一个愿望，我用了八年时间将“草鞋”换成了“皮鞋”，实现了吃“皇粮”的梦想；为了当好一个作家，我则苦修了近三十年……为理想奋斗的过程虽然艰苦曲折，但却常感充实与欣慰。

记者：与其说您在写故乡，倒不如说您是在抒发乡愁。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也有相当多人在书写自己的乡愁，比如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老舍写北平；从这个脉络上来说，您所理解的乡愁是怎样的？故乡在您的散文写作中，又是怎样的地位？能不能说，童年经验对作家而言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李清明：其实，每个作家既有自己独特的故乡，独特的乡愁；也有共性的故乡，共性的乡愁。比如鲁迅先生在他的《故乡》中说：“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提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那猹将身一晃，反而从他胯下逃走了。这个少年便是闰土。”无疑，先生笔下的故乡是优美古朴的，其中也不乏悲凉与凄美。

周国平先生在《乡愁的解析》一文中说：“乡愁在现代社会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现实生活是物质的战场，没有硝烟的金钱与道义的较量，是渐渐容不下乡愁的避难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的乡愁，既是所有现代作家的乡愁，也是全体国人的乡愁，更是文化的乡愁。故乡，是一个人的根，也是一个人的心灵归宿；更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追寻便成了一个作家永恒的主题。

我的《牛铃叮当》这本书中集结的一系列散文，的确是抨击多于表扬，批评多于赞美。诚如有人形容鲁迅的文章是匕首、是投枪，但无可否认的是，先生心中一直是蕴含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的。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是因为爱故乡爱得太深，故因有些爱之深、恨之切，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意味。提及童年经验对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作家回到童年便是回到了真正意义的家乡，是接通了地气。俗话说，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万物萌动。地气是日月之精华，是大地母亲呼出的气息。无疑，一个人只要接通了地气，便会力量无穷，无往不胜。

记者：散文看似是相对容易上手的文体，但真正要写出好散文却并不简单，您心目中的好散文应该是怎样的？您有自己推崇的作家吗，或者是从哪些前辈身上受到过影响？

李清明：散文的确易写难工，是一种非常见心性、见功夫的文字。在散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坚持坚守这么几点：首先是在散文的立意取材上，我学习周作人先生所说的，要么有意义，要么有意思。这里说的“有意思”，强调是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有意义”更多则是说明文章思想性的重要。俄国诗人普希金曾说，散文需要的是思想——舍此任你妙笔生花也毫无用处。由此看来，一篇好的散文是否“有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对前者能两取其一，也属不错；如果能既有意义又有意思，那书写出来的肯定是一篇上乘之作了。

闲暇之时，我曾对莫言、贾平凹、沈从文、汪曾祺几位文学大师们的经典篇章的语言文字做过一些专门研究，发现其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章节，想在里面加进一个字或减掉一个字都非常困难。虽然初看他们的文字都很平实、质朴，但整体读起来却是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意境，让人欲罢不能。这些都是他们在语言的运用上，注重准确、精练，乃至平和、恬美而富有张力的结果。贾平凹先生曾说，作家要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要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多用描写少用概述，要学哮喘病人说话多用短句少用长句，要多用公众语言少用成语。他还举例说，如果要用“万紫千红”，切忌照搬，要生动地描写出一千朵花是怎样红的，一万朵花是如何紫的。汪曾祺大师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一个文体家，强调的就是对语言文字艺术的运用和追求。

记者：写作散文多年，您感悟最深的是什么？李清明：在散文写作上，我一

直坚持“在场”和“写

实”，强调自己在书写过程中其内心和身体都在现场，拒绝道听途说，无病呻吟，力争写出生活的真实感和原生态，言之有物、言之有情。

还有，就是十分注重语言的运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大到一部作品、一篇文章，小到一句话、一个词，好与不好的秘密，其实就在怎样运用语言。一个人、一件事，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但其中肯定有一种最佳、最精准的叙述方式。写作就是一种探寻，探寻最好的表达。有时，语言的魅力就是思想本身的魅力。

写作中，我很注重散文细节的选用和描写。散文是一种情感的真实流露，其细节的描写和运用有时比小说还要重要。学习中，但凡那些写得感动感人的散文，首先得力于它有精彩、独特的细节描写。基于此，在长时间的积累和准备过程中，我逐渐养成了善于观察和捕捉生活细节的习惯，并充分运用于写作中。我喜欢每天写一篇日记，并坚持做资料卡片，记下报刊上和生活中许多人物精彩的事例和言论。写作时，再把直接或间接的材料加以灵活运用。作家所写的不一定全是自己经历过的，但一定是自己熟知的，或被感动过的。

记者：您从商多年，但少见您写商海生涯，为什么？您如何平衡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李清明：我是1996年穿着军装下海的，迄今已有近二十年了。开始做的是铺设通信光缆工程，不久手底下就有通信工程分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公路工程分公司、电力工程分公司等等。2000年以后，又办了学校、医院、宾馆，现在还兼管着一家房地产公司。开始做企业时，我是白手起家，从广州远奔贵州便开始了创业生涯。做企业既有生存的压力与辛劳，还有发展的苦闷和忧愁。

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1997年夏天，公司参与安徽黄山至浙江杭州高速公路的投标。当时我正在贵州与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乌蒙山区进行通信光缆施工。上午接到通知，必须要于第二天上午九点之前赶至黄山参与投标会议。我马上驱车从贵州的六盘水往距离最近的云南昆明赶，中午到达昆明机场，一查昆明没有飞往黄山方向的飞机，于是只好改飞广州，到达广州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当时，广州已无飞往黄山的航班，我只好在地图上寻找与黄山距离最近的城市，一查杭州与黄山最近，且当晚十一点钟飞杭州的航班还有票。虽然杭州与黄山距离近，但也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要等第二天早上从杭州飞黄山的飞机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便马上联系黄山的朋友，连夜开车来杭州机场接我，无论多晚都必须在当天晚上赶至黄山，不能耽误第二天上午九点的投标会议。结果是一路劳顿，终于在凌晨四点多赶到了黄山。还有一次是2000年公司与第一军医大学合作办学的那阵，当时因种种原因，合作合同直到当年的三月份才敲定。九月份就要开学，前后只有半年时间，我却要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一所占地近三十亩，建筑面积近三万平方米的专业军事学校。每天，我早晨六点钟到工地，晚上两点钟离开，中午在车上打一会儿盹，一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半年后，学校建好，自己却瘦了整整十斤。

商海沉浮有心得也有感悟，人生的许多东西需要岁月的浸淫和沉淀，只有发酵久了，灵感到了，才会有创作的灵感与冲动……商海的东西今后我肯定会写，目前还感觉时机尚未成熟。

说到如何平衡管理企业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真正要互不影响其实很难。依我不成熟的经验，主要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有心，二是有计划，三是还要有取舍。有心，说到底就是热爱。我的文学梦是从少年时代便开始萌芽的，中间读书学的又是新闻，虽没有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但也称得上痴迷。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时，我集结出版了一本新闻作品集和一本报告文学集。经商的前八年，我则利用工作之余，边读边写，出版了一本文学随笔集《微雨独行》；2007年工作之余边学炒股，边在报纸副刊开设“股海沉浮”专栏，用文学语言撰写炒股心得。一年多后，又集结出版

了一本《股海无边》的散文集；后来，管理企业相对轻松了，我又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寥廓江天》及文学评论集《清明复清明》等等。

一直以来，我都是想通过经营企业来增加对社会的了解，对生活的积累；通过赚钱，完成原始积累，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前提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做的事。无疑，我的最爱便是文学了。至于说到取舍，无非就是在时间与经营利益上的调整了。当一个人经济上相对能够独立，不再为“稻粱谋”，加之又有心灵与精神的感召时，做出以上的取舍就不是十分困难了。大约在十年前，我便几乎把实体性企业全都承包经营出去了，只留下一个较小的物业管理公司，代我行使企业的管理权责。久而久之，我便把管理企业当成了副业，把文学创作当成主业了。

记者：您一直如此热爱文学，如今，写作在您的生活中有着怎样的地位？今后您会尝试写小说吗？

李清明：回顾生活的道路，虽然经历了许多，但无论在哪种工作环境，忙碌过后我都有种空落的感觉，唯有走进书房、走近文学，我才会有舒畅宁静的心情。

还有，我出生在湖湘，骨子里免不了也有匪气、霸气的一面，这点我在散文《霸蛮》和《乡野童趣》中均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加之，我读书偏科，文化及文学的基础都不是很牢固，是文学让我不断地改变改造自我，让我不断寻找和追寻人性及人生的宽仁、善良、悲悯等诸多美好。为此我在《乡野童趣》一文的结尾处曾引用过一个“藏獒渡魂”的故事：传说藏獒是天上一位战神，因噬杀成性触犯天条而被贬到人间，所以藏獒性情暴戾残忍，身上有一股沉重的杀气，必须在其出生满四十九天时，将其与一只还在吃奶的羊羔同栏圈养。羊是温柔娴静平和顺从的动物，让这个时期的藏獒与羊羔共同生活，温婉的羊性就会慢慢地冲淡藏獒身上那太过血腥的兽性。文学于我，就是那只温顺娴静的羊羔，长期滴水穿石般的超度和影响，使我如凤凰涅槃般地获得重生。

当然，也是文学逼迫着我不断地学习与思考。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说，写文章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还说，读书不是受影响，而是受启发，而启发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有生活、有经历……我的理解是，学习、影响、启发、思索之后，看人、看事物、看问题就会通达。通达了，你的创作灵感便会飘然而至，常常会有许多神来之笔，如天马行空，越写越好。而通达的前提是要多写多练。曾有画画的老师告诉我，什么时候感觉到将手中的画笔练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心动笔动，心美笔美……你就可以出师了。

长期的散文写作，由于受体裁及散文真实性的要求，我感觉自己的抒写与倾诉总是受到许多的局限和制约，所以自去年下半年，我开始做写作长篇的学习和准备，这才有了这次的岳阳行。我想更好地了解洞庭湖，更细致地了解洞庭湖的风土民情。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内，我想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期待关心我的老师和朋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鼓励。

99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