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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汨罗公社学哲学一度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典型。在那时，汨罗公社到处呈现“书本随身带，到处是课堂，逢会便讲课，遇事就论虚，人人学理论，大家写文章”的新气象。

当时公社的群众学哲学热到什么程度？学习班有家庭、田头、红孩子学习班，还有政治夜校，夜校一周上两到三次课，大到八十岁的老人，小到几岁的娃娃都学起了哲学。汨罗公社也涌现了曹新华、易光兴、何培亮等一批先进典型。同时，学、用哲学的“全家红”（全家人都是学、用哲学的积极分子）便有400多户。

“一个鸡蛋里面也有阶级斗争！”

“火车头只有加煤添水，才能滚滚向前，社会主义只有斗争才能胜利！”……

这些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汨罗县汨罗公社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时留下的话。

因为学哲学，汨罗公社成为全省典型，闻名全国，不少土夫子都成了“哲学家”。近日，记者找到了当时公社向阳大队党支部书记易光兴，听他讲述记忆中的那段特别岁月。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思想被接受为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与研究也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6年冬，汨罗公社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开始兴起，比全国各地早一年多。当时的汨罗农业合作化出现高潮，而资本主义势力掀起了一股闹退社的风潮。乡党委以“分清主流和支流”“看清现象与本质”的哲学思想引导大家，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也尝到了学哲学的甜头。

易光兴告诉记者，汨罗兴起这场运动的并非是因政治口号而一时兴起，而是由群众推动的，从1958年起汨罗老街的大礼堂（现在的火车站附近）门口贴的“哲学的人民”五个大字便可得知。

特别是1958年4月，汨罗公社汨罗乡开始学哲学理论。乡党委书记阳敬国在一次乡、社干部会上，针对当时工作中一些问题，运用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给干部很大启发，深深感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处理问题意义重大，决心向哲学进军。几个月里，汨罗乡干部们联系工作、生产实际，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提高了政策水平和认识能力。在组织干部学习的同时，乡党委实行分片包干，加强对全民学理论的领导，先后办起哲学研究所、哲学讲座、红专学校、夜党校，培养一批理论教员队伍。

19岁那年易光兴当选为大队长，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更加系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理论，将哲学的思想运用到工作中去。

1970年的夏天，汨罗遭遇大旱，某日傍晚时分，易光兴在汨罗水库查看旱情，被当时汨罗公社委员会的党委书记尹中奇瞧见了，便被硬拉着去公社党校讲课，毫无准备的他只能硬着头皮上阵。

“要一分为二对自己”“要一分为二对成绩”……课堂上，易光兴阐述了四个观点，话音刚落，坐在台下听课的湖南日报总编梅幼先便站起来拍手称好，“原来汨罗公社还出了个土秀才！”

当时，九大刚开完，全国又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群众运动的高潮，于是乎，易光兴的演讲稿被整理了出来，并先后在《湖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刊登。

后来，易光兴还因学哲学“上京”了。因为事迹比较典型，梅幼先带易光兴、何培亮等3人到北京进行汇报演讲。期间，邓颖超曾把他拉到一边谈话，还让他以后有时间去北京玩。回忆起这事，易光兴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说起来，我们还白白错失了一个好机会呢！”

易光兴的经历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而汨罗公社学哲学的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年开始学哲学，1958年形成了高潮；第二阶段是1961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领导人提出“恢复生产”，公社学哲学的党校被强行解散，但仍有部分大队办学哲学的夜班；第三阶段是1970年，随着中共九大提出“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汨罗公社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又掀起了高潮，更是成了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群众运动的先进典型。

当时的情况，大到八十岁的老人，小到几岁的娃娃都学起了哲学，甚至连目不识丁的农民也学起了哲学。

快70岁的农民高德资是新建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起初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种田人，大字墨墨黑，细字不认得，要学哲学，岂不是瞎子看天书——惹人笑话。”

1957年遇上了天旱，当时中稻、晚稻都等着要水，而生产队只有一口池塘储水，供不应求。身为看水员的高德资决定先放池塘中的水灌溉中稻，后想办法车河水，使河水翻过五道坡救晚稻。

“这个矛盾解决得好，符合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当时的支书高应先知道后，大赞德爹，说德爹认为中稻用水急，放水灌溉中稻，那就是全力捉住主要矛盾，后来抢救晚稻，就是不忽视次要矛盾，而后来叫水爬高坡，就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高德资越听越有道理，便下定决心，要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好，同时还不忘让身边也学哲学、用哲学。

社员学用哲学的风潮就这样慢慢扩散开了。到1958年，社员普遍都成立了学哲学小组，汨罗公社成立了学哲学的党校，有75%的成年人都加入其中，仅东风大队就有1800多册毛主席哲学著作单行本，哲学骨干50多人。

195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汨罗公社干部社员齐攻理论》的文章。1960年2月，湘潭地委宣传部工作组与汨罗公社党委合编《湘阴县汨罗人民公社坚持全民学理论的经验》。4月，汨罗公社作出《关于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高潮的决定》。1963年至1966年，省、地、县先后在该社召开各种现场会10多次，并挑选学哲学、用哲学的先进集体和先生个人到省内各地讲课。

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曾多次到汨罗公社调研视察，对汨罗公社学哲学的成果给予高度的赞扬，1970年湖南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现场会在汨罗召开，会议开了整整十一天。

当时大家学习和掌握哲学知识的渠道主要是毛泽东的哲学论著，如《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因为它相对通俗易懂。

同时，农村常用的民间谚语也是当时的有效“学本”。如“牵牛要牵牛鼻子”就是要善于抓主要矛盾；“三担牛屎六箢箕”就是实事求是；“看什么田，下什么肥”就是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

1970年时，公社开设了家庭、田头和红孩子等不同种类的学习班，还有政治夜校，每周上两到三次课。

渐渐地，农民学哲学的“汨罗经验”树立了全省典型，闻名全国。1970年，湖南省活学活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现场会议在汨罗召开，会议开了7天，会议前后来汨罗公社参观的人数达5万余人次，影响力空前。此事还载入了《汨罗市志》。

为了把汨罗乡的全民学哲学经验推广到全公社，公社党委把“全党抓理论，全民学理论”工作列为党委重要议事日程，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制定学习运动的实施计划。第一书记亲自挂帅抓，党委委员负责边学边教，自上而下，保证学习运动健康发展。学习毛泽东思想报告会、学习小组、讲座，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全社呈现出“书本随身带，到处是课堂，逢会便讲课，遇事就论虚，人人学理论，大家写文章”的新气象。

1959年，全公社参加理论学习的有17万多人，占全社成年人口的70％。汨罗公社新华书店毛泽东著作等理论书籍的销量达3.8万多册。公社还先后编印《汨罗人民学理论》、《哲学诗歌选》、《农民论文选集》、《工农谈哲学》等小册子，用生动精练的语言记录了汨罗公社全民学理论的成果。

近二十年的疯狂学哲学的历史中，也发生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有一次，某生产队大队长下生产队检查生产，发现政治队长家中桌上放了一个鸡蛋，询问后得知，是一个“右派分子”硬塞给他的。两位队长经分析后，认为，不能小看一个鸡蛋，这里边有阶级斗争，送鸡蛋只是一个现象，拉干部下水才是目的。后来该“右派分子”被揭发斗争了。

后来，政治夜校有个学员，被生产队分配去喂鸭子，他为了图方便，把自己买的鸭子合在一起养。被大家一致认为，是损公肥私，接着，其他学员就跑到他家找他谈心，甚至去他家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终这名学员认识到自己这样做，实际上挖了集体墙角，第二天就把自己的鸭子卖给了供销社。

现在读起这些故事不免让人觉得可笑，然而，当时贫下中农学哲学是否只是个笑话？

时任岳阳地区宣传部长刘金声的回答是：“当然不是！”他在离世前与好友谈到学哲学时说，当时的学习运动，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红旗水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60年代6月的旱情露头，公社党委副书记欧阳敬国想找个“两山夹一谷”的位子，修个水库。学习时，他看到毛主席哲学书上写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后来，欧阳敬国多次组织群众开“诸葛亮会”，终于确定了水库的地址，引水路线等关键性问题，将修水库和整修塘坝结合起来，同时在引水渠两旁开挖小型水渠，整个工程修一条二十华里长的渠道，建了一个能蓄水二百六十多万立方米的“红旗水库”，有近4000亩农田收益。贫下中农把这一工程称赞为“金线吊葫芦，长藤结硕瓜，平地修水库，气死老龙王”。

“对当时的学哲学运动虽然争议较大，但是学习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它属于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特殊记忆，我们应该辩证得看待它的利与弊。”易光兴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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