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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爱群

那件旧棉衣的往事发生在四十年前。

那年的冬天，我有幸被派往三十余里外的公社去开会。临行前，见我衣裳单薄，父亲把身上打了很多补丁的热乎乎的旧棉衣脱下披到了我身上。那时正值“文革”尾声，大集体生产还干得热火朝天，正值16岁青春少年的我很荣耀地当上了生产队长。一家人为此暗自高兴不已——我们家终于有人能参加大队、公社会议了，甚至整个家族都难掩高兴之情。

我家兄弟姊妹十一人，我排行第五，因父亲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又是“臭老九”，我们家就落了个“四属户”。初中毕业后，我得不到大队推荐，不允许再读高中，我就这样失学了。十二岁的我还不能正常参加集体劳动，为了生计，母亲找队长要了两头牛让我看管，一年能挣得600余工分，按当时生产队的价值，每10工分值四角钱，这样一年下来我能为家里多挣二十多元，还为家里多分了点粮食。

放牛三年，把两头牛养得膘肥体壮，我的个头也逐年增高，成了一个体格强壮的小伙子，于是，大队王书记安排我当上了队长。

当队长并非那么轻松，几乎每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对几十个劳动力进行分工，白天还要逐处检查劳动质量，监督是否完成劳动任务等。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穿上旧棉衣，照例带上几个年轻人巡夜。半夜间山上有动静，伙伴说：有人在偷树。我们躲在山下，等偷树人下山后，我们将其抓获。结果是外村的两个偷树人。

我当队长四年，带领大家封山育林二十余顷，改田十多亩，增产粮食十余万斤，劳动力日价值由原四角增到八角。年底生产队里决算，劳动力多的家庭可分现金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当然，也有超支户，超支户是要招人白眼的。

那时候，能分到钱的家庭是多么高兴啊!在那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里，那些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托人买两斤红糖；一两斤花生；几斤鱼。抽烟的人还得开“后门”买两包常德牌香烟。每家每户到商店扯几丈布，请缝衣师傅上门给小孩们做上几件新衣。人们热热闹闹地过上了年。

当队长四年中，我队有八户人家建了新房，有十几个青年娶了新媳妇；有二十多人给自己的媳妇或女儿缝了灯芯绒的衣。当时穿了灯芯绒衣服的人是很幸福的人，别人都要聚在一起这看一下，那瞧一下。然而，由于我家人口多，旧棉衣成了我唯一的一件棉衣。每当要过年前，我就把旧棉衣脱下来，用刷子小心翼翼地洗净晾干后，准备过年穿。

十九岁那年，刚过完年，我突然接到大队的通知，吩咐我到大队学校代课，全队群众闻讯后，纷纷聚集我家，游说父母和我不要去学校代课。乡亲邻里见劝说无望，甚至有一部分人因不舍而哭了。

第二天，大队学校王校长接我去学校代课，我一时间没作声。因为，一月份的天气还是很冷的，我没有一件像样的棉衣，但又不能单着衣去学校。犹豫了半天，我还是毅然穿上那件棉花已透过面布的旧棉衣去了学校，穿着这件旧棉衣，我第一次走上了三尺讲台。

没有学历、知识，怎敢抛面登上三尺讲台？从那天起，我坚持十年如一日，自学到深夜。十几年的自学，多次到高校进修，先后拿到中师、大学文凭。从小学教到初中，从初级职称评到高级职称，可算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我曾用“不染春风何沐浴，再湿秋雨可耕耘”来勉励自己，这是再恰当不过了。

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蓦然回望，四十多年已从我脚底溜去，我做了些什么呢？我留下了些什么呢？不过就是看了几年牛，当了几年生产队长罢了；无非是站了二十多年讲台，当了十几年校长而已。但我面对学校工作，和与老师相处时，从不忘记我是穿着那件旧棉衣走出大山的。所以，这些年算得上是规矩干事，认真做人。

近几年随着工作的异动，住所也不断搬迁，搬家过程中我叮嘱妻子不要丢掉了那件父亲给我的旧棉衣，但前两年最终还是遗失了。但在我心里永远记着那件旧棉衣。

现在我也常陪伴儿女上街，添些衣物。我就时不时会在儿女面前提起那件旧棉衣，旧棉衣包裹着父子之情的记忆，更是我教育儿女要勤俭节约，认真工作的鲜活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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