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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华

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从一个高考落榜的农村伢子，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享受了改革开放人事制度带来的好处。

1984年7月，我参加的第二次高考终以三分之差，宣告我与大学无缘。回到家里，七十高龄的爷爷安慰我说，伢子，莫东想西想了，锄头拄得稳，作田是根本。把田作好，讨一个好堂客过日子就行了。

可我内心对命运极不服。

有一天，队长告诉我，大队开会研究，要我去村小学当民办老师。原来，村里总共才3个高中生，有一个考上了中专，剩下我和另一个被村领导相中去当民办老师。我心里有一丝淡淡的喜悦，希望之门总算打开了一条缝。

从初中到高中，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宣读，文学梦一直萦绕在我心际。教书之余，我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投出去的稿虽然不见一个字变成铅字，但我业余创作的名声却传出去了。镇广播站站长找上门，希望我为镇广播站写新闻稿件，每采用一篇稿费2块钱，优秀新闻稿推荐到县广播站播出。

那时，我每月工资才42元钱，由村里发，并且是年终一次性发。我想，发表不了文学作品，写新闻稿赚点零用钱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找广播站站长，要他告诉我怎么写新闻。站长笑着说,写新闻报道要么子师傅,师傅就在你眼前——你家里有有线广播，你每天听广播，广播怎么说的，你就仿照它说的怎么写。于是，每天早、中、晚我都尖着耳朵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慢慢地听出一些门道后，我开始试着将身边的人和事写成新闻稿，投给镇广播站。在短短一个月内，镇广播站采用了我写的4篇新闻稿，给我寄来8元稿费。我写新闻的劲头更足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其间，我不断打听到某某同学考上大学了，也不断收到同学寄给我的“大学青春留影”。读高中时，我当过两年班长，想到成绩比自己差的同学复读后考上大学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发誓要离开三尺讲台,跳出农门，混出个人样来。

1987年3月，我偶尔打听到华容县农房建材公司要招聘一名办公室秘书。我考虑一晚后，第二天就搭车赶到了这家单位，应聘上了。

农房建材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国营单位，30多个人，条件艰苦。我住在一间发电房里，房子20多个平方，一台20马力的柴油机和一个蓄水池占据了房间的三分之一，气味难闻。更要命的是房子下面有一条下水道通过，一遇热天，臭不可闻。没有办法，我只能强忍着在里面开一个“丁字床”，算是安了家。

我的工作就是起草各种规章制度，撰写各种各样的材料，负责来客接待。工作轻松,我有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单位上订了很多报纸，我便有针对性地研读《岳阳晚报》。什么栏目刊登什么新闻，字数多少，我都作了笔记。平常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县广播站向编辑老师请教。这样，慢慢地，在随后的几年，我在省市媒体上刊发新闻稿件80多篇。在当时，一个业余通讯员能写出这么多新闻稿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名字渐渐被社会上的人熟悉。1991年11月，华容县在村干部及自大、函大等“五大生”中招聘一批乡镇干部。我不是村干部，但我教书时拿了一张中师文凭，这使我有资格参加招聘考试。当时有一个加分规定，在省级发表一篇文章（含新闻作品）加4分，在市级发表一篇文章加2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加分后我的总分名列全县第二名，我很荣幸地被录取成了乡镇招聘干部，分配到了紧邻县城的潘家乡。

当上招聘干部后，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像其他乡干部一样分到了一间卧室兼办公室，工资也涨到每月240元，每月还可拿一本粉红色的特殊粮本到粮店里买米。人生理想在我苦苦奋斗了7年之后，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了发挥党委秘书的参谋服务作用，我经常骑自行车下乡搜集情况，整理成材料后，报县委政研室和县政府经研室。几年时间，县里不管召开什么会，都有潘家乡的典型材料，乡里干部都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县委办也年年将潘家乡党委办公室评为先进单位，我个人也年年受到表彰。同时，我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件在省市报刊上刊登，大大提升了潘家乡的知名度。乡领导看在眼里，连续三年推荐我到县政府记功奖励。做人诚恳，做事勤奋，我很快赢得了所有机关干部的一致好评。1992年7月入党，1993年9月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潘家乡党委委员兼党委秘书。由于我的勤勉，我成了全县闻名的优秀党委秘书。1995年8月，还是招聘干部身份的我，被调到县委政研室当秘书，不久又很顺利很荣幸地转了干。从1984年高考落榜到1995年正式转为国家干部，实现跳出“农门”的梦想我整整奋斗了11年，是改革开放的人事制度帮我圆了这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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