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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他与书为伍70载。76岁的何培金去年，在我市第五届“全民读书月”活动中，被评为“读书模范”。他称自己平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读书、爱藏书。

与书结缘

何培金是临湘人，现已退休在家。他两岁丧父，儿时无钱读书，中年失明、靠乞讨度日的叔祖父何贵爹给了他诸多启迪。“叔祖父常说一字值千金，多读书，才能明理、自强，有本领。要我不贪玩，把心思用到读书上来。”何培金回忆说，冬天在火炉边烤火时，夏天在地坪里纳凉时，叔祖父像教书先生一样，将儿时读过的《三字经》、《百家姓》、《集韵增广》一字一句地背出，让他跟着念熟，有时用手中的拐杖在火炉边、地坪里划出一些字让他一一记住，直至他也能背出。在叔祖父的耳濡目染下，他养成了“要书”的习惯。何培金十岁进学校读书，一开始就读4册，这得力于叔祖父让他在进学校之前便读熟了前述蒙学书。何培金说，他现在收藏的一些启蒙课本，就是那时留下来的。

凭“格”而读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何培金参加工作，先后供职于中共临湘县委办公室、中共岳阳地委政研室。

“那时的机关工作人员很少有节假日，连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晚上还要去办公室上一两个小时的夜班，尤其是这时‘左’的倾向开始抬头，‘空头政治’逐渐升温，不能理直气壮地读，你想读书，给自己加油‘充电’，往往会扣上‘只专不红’、‘不安心工作’的政治帽子。”因为兴趣爱好使然，何培金坚持起早睡晚，到卧室里读书，或者利用出差、乘船、坐车的空隙时间读书。他首先是多读当时允许并提倡读的书报，如《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湖南报》等，他现在收藏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红旗》杂志，就是那时自费订阅的；再多读自己爱读的文史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唐诗、宋词等古诗文。何培金说，那时在农村办点的日子多，每次开完会，同农民一道搞完劳动，就读自己带下去的书或在当地找书读。他现在收藏的《唐诗三百首》、《康熙字典》、《了凡纲鉴》，就是1963年在白羊田公社总结植树造林的典型材料，是当地搞所谓破除“封建迷信”大烧旧书，从火堆里挑出来的。他收藏的《历代御批通鉴》、《春秋·左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岳阳县兰田公社出差时，从公社办公室的一堆废书中找到的。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读书的政治环境好了，何培金走上领导岗位，后又负责编史修志，更加需要读，但读书的时间仍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坚持把别人用于打扑克，串门子的时间用来读书，把别人用于抽烟、喝酒的金钱用于购书，出差便带几个馒头吃，将出差补助尽量节省下来买书，工资则用于养家糊口。

以读如愿

何培金一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不想白拿工资的人。搞办公室工作时，他总想着要能写好典型材料、调查报告和给领导起草好讲话稿，不愿挨批评、受冷遇，更不愿坐着等老、等死，希望利用自己熟悉地情、曾经长期舞文弄墨的有利条件，继续做些文字工作，做到“国许闲身归畎亩，尽留老眼写洞庭”。继续读书、购书，继续研究他爱研究的地方传统文化，借以发挥“余热”。

初到市志办主持工作后，何培金从来不给同志们发钱和物，而挤出一些资金购买《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和方志理论书发给同志们，由他带头读书和钻研志书理论，实现由“外行”向“内行”的转变，他曾在《中国地方志》发表了六篇长篇论文，是全省修志人员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人员之一。同时，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楹联大观》、《中国龙舟文化》、《岳阳楼志》等七部专著。

退休后，何培金读书不辍，先后撰写出版了《洞庭湖近代变迁史话》、《刘璈评传》，应《湖湘文库》编委会之约，点校出版了《洞庭湖志》、《洞庭湖保安湖田志》、《湘阴县图志》、《吴獬集》。清华大学教授高其才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何培金以后，曾两次来到岳阳访问他，于今年四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作《洞庭乡人何培金》。何培金的孙女何心、外孙姚首君也都以他为榜样，不贪玩，坚持勤奋读书，均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现都已考取或毕业于国外著名大学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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