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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虽然已经包产到户，但对于川南地区的农村来说，大部分家庭仍是缺衣少食。

那一年，二姐考上了全乡唯一一所公办初中。

中学离家不算近，中午得带饭去学校吃。所谓的带饭，实际上是带一点米，到学校食堂的大蒸炉去蒸，中午给两分钱的加工费。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只带米可以吃纯米饭；条件差一点的，就以红薯为主，顺带加点米。由于我们姊妹中唯一的劳动力大姐已经出嫁，二姐、我和弟弟三个读书，我家的条件只能属于后者。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对二姐上初中可以吃蒸饭这件事十分羡慕。

有一天早上，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也许是好奇，也许是羡慕，也许还带着些许的嫉妒，我偷偷地打开了二姐已经准备好的饭盒，不看则已，一看心里可就不平了。我们天天在家吃红薯饭（主要以红薯为主，米饭只是象征性地散在红薯上面，美其名曰“红薯饭”），二姐的饭盒里居然大米似乎比红薯多。于是，我从那个饭盒里狠狠地抓了一把米出来，然后不动声色地将饭盒盖好，再把提饭盒的网袋系好。看着二姐毫无知觉地提着饭盒出门了，我便心安理得起来，一丝难以言表的快乐掠过心底。我为自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弟弟这么小，父母这么辛苦，二姐有什么资格多吃米饭而少吃红薯呢？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对。

直到有一天，二姐上初二的那个寒假，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她，我开始为那一把米后悔了。

那个寒假，二姐去大姐家做客，突然有一天，大姐托人带信说二姐得了急性脑膜炎。那时我不知道急性脑膜炎是多么严重的病，只知道父母很着急，他们经过简短的商量后，父亲留下来照顾我和弟弟，同时去路边卖卖自己种的甘蔗换点钱。母亲除了带走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还找邻居借了一些钱，然后走几十里小路去区上坐每天唯一一趟通往泸州市的汽车。

大概第二天，母亲就托人捎信给父亲，说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当时并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但从一贯坚强乐观的父亲哀伤的眼神中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也就从那一刻起，我好像突然懂事了，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做事麻利、成绩优秀的二姐可能即将离我而去。想着从今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再也不能和她吵嘴了，我的眼泪便出来了。我开始后悔当初不该从她饭盒里偷偷抓了那把米；我开始明白二姐的生命对我们这个家庭，尤其是对已经夭折了三个孩子的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开始恨自己：我为什么要那么小心眼儿？为什么不对二姐好一点？

我流着泪一个人跑进厨房，找到了二姐的饭盒，到米缸里舀了满满一饭盒米，我要给二姐送去，让二姐好好吃一顿白米饭，我要给二姐道歉，告诉她我所犯下的过错。父亲不知我心里的结，他看到的也许是我的善良，他一个劲地劝我：“傻丫头，泸州太远了，你去不了。二姐治病还要钱，也没钱让你坐车去看她。”我绝望了，颓然地坐在了门槛上，只是把那个饭盒紧紧地抱在怀里……

也许是老天开眼了，他没有带走我二姐。后来听说当时医院要母亲签字在保守治疗与抽脊髓之间选择。选择保守治疗，治好了就不会有后遗症，治不好就是死；选择抽脊髓，保留生命的可能性更大，但留下痴傻后遗症的可能性也很大。我不知道当时母亲的心里有多煎熬，对她来说，无论死亡和痴傻都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但无论多难，必须选择，也许是怕二姐以后即使活着也受苦，经过一番痛苦地挣扎，最终，母亲选择了保守治疗。幸运的是，二姐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没有痴傻，后来中考的时候，她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为了我们生产队第一个跃出农门的孩子。

我暗暗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还二姐那一把米。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之后的日子，无论我想通过什么方式还回那一把米，却总抹不去心里的那份内疚。

今生，我欠二姐一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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