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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翠娥

那个秋夜，我在公园散步，接到了侄儿的电话,他叫一声“姑姑”，声音就嘶哑了。我一怔，以为他在大学里出了什么事，忙问他怎么了，他哽咽着：“我想叫您一声妈妈！”我一下子克制不住自己了，在人来人往的湖边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是开心，是激动，是欣慰……

从侄儿问世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为他买这买那，因为我们大家庭中就数我手头稍稍宽裕一点。侄儿从小聪明、伶俐。四岁那年，他经常到附近的学校玩耍、旁听。好几次，我看到几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来求他帮助做作业，我惊讶了，将小学一年级的作业拿给他做，果然无一能难倒他。我认定，他是一棵读书的好苗子，我一定要好好培养他。

小学一到六年级，侄儿在我任教的学校上学。六年级上学期，他跟一个女同学拌嘴，骂了一句粗话。女生哭着来办公室告诉我，我立即找来侄儿谈话，待他口头承认错误以后，又让他写出书面检查，在班上当面向那个女生赔礼道歉。这样，我既教育了侄儿，又教育了其他学生。

侄子上初三那年，我回家后哥嫂笑着对我说：“怎么不早一步回来？你侄儿载着你侄媳妇看龙舟赛去了。”我心一沉。傍晚时分，侄儿他们“这一对”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女孩子看见我，拔腿就跑了。我把侄儿领进屋，劈头盖脑地骂起来，还叫他跪下。哥嫂见自己的儿子为这么一点“小事”挨整，说我没有生过孩子，不知道十月怀胎的酸楚，不知道疼爱孩子，云云。我感到很委屈，关上门，号啕大哭一场。

第二天，我在和侄子充分沟通以后，找到了那位女生，同她进行了一次谈话，苦口婆心地将道理说给她听。

中考成绩出来后，得知侄儿以高分被省警察学校录取，我高兴不已，但侄儿死活不肯去报到，他要上大学，甚至还绝食抗议。当时我工资只有七十多元,为了圆侄儿的大学梦，我只得咬紧牙关，麻起胆子承诺负担侄儿读高中。没有分文积蓄，单靠我个人的力量是千艰万难的。我几次找哥嫂商量，他们只有三个字：“读中专！”

看着侄儿整天唉声叹气，卧床不起，还真怕他出事。我最后只得借了月息为三分的高利贷一千元。可又遇到了新难题：考上了中专的学生，一律不许读高中！我到处求人为侄儿找所学校，最后我的母校接纳了他，但是要一次性交清两千元学费，朋友、同事，该找的我都找遍了也凑不齐，最后只得找信用社贷款以解燃眉之急。

三年高中，侄儿每月除了三百元生活费外，还有不定时的资料费，补课费等。我当时在农村学校，除了工资，再无其他谋财之道。想来想去，只得八小时之外，开始跑单摩出租。我一个尚未成家的年轻女教师，要在自己的家乡开摩托车载运客人，该经过多少思想斗争呀！暑假里，在一个学生的帮助下，我开上了出租车赚钱，寒假里，我边卖水果边烤牛肉串，在街头叫卖，遇见了熟人，我羞得满脸通红。为了不影响侄儿的情绪，让他顺利参加高考，我从不在他面前叫声苦、说声无，我每个月还要去学校为侄儿送菜，探问学习情况两次。侄儿回到家，总是想方设法给他做好吃的。

高三第一学期放寒假，我打电话询问他班主任，得知侄儿成绩已由班上前三名下降到了二十几名，还有谈爱迹象。大年三十上午，大雨倾盆，我雇了辆“摩的”赶到乡下哥嫂家。看到成绩单后，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选择了开家庭会。会上，告诫侄儿珍惜学习机会，农村孩子除了读书之外，没有第二条路选择。最后，他保证最后一期拼命冲刺。

从这以后，我一周送一次菜，并及时了解他的学习、生活情况。临近高考的补课费、资料费多达两千余元，我四处奔波，东挪西贷，如期如数送到了他手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侄儿终于被重点大学录取。

看到侄儿的录取通知书，我喜在眉头急在心头。高中三年的费用已把我折腾得苦不堪言。上大学，大把的学费从何来？要开学了，我问哥嫂怎么办，哥哥说不读了，嫂子打着哭腔：“只能靠姑姑了，我们做父母的太无能了。你的朋友多，借一借，凑一凑，想想办法吧。”

侄儿整日里唉声叹气，以泪洗面。只能靠我了！我四处求助，绞尽脑汁，钻山打洞，最后在一个同学那里借到了六千元。

学费刚凑齐，生活费又没着落了。我不得不拉下面子，重抄旧业。每天放学后，下午六点定时接替出租车的晚班，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交班。有时开到凌晨两点三点甚至四点，回到家也懒得洗漱，和衣倒在沙发上打个盹，七点前赶到学校。当时，我租房住在六楼，好几次因为太疲劳，爬到四楼、五楼就倒下了，竟在楼梯间睡着了。就这样总算供侄儿念完了大学的第一学期。

我也想找个肩膀靠一靠。我年轻时，也曾人见人夸。但来给我做介绍的，我都婉言谢绝了。为了侄儿，我当时实在没有条件考虑个人问题。后来我也曾经谈婚论嫁，可每当谈到要供侄儿读书时，对方就“拜拜”了。

侄儿上大学的第二学期，同学帮我介绍了一位台湾先生。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只有五天的时间，算得上是闪电式的。

侄儿从大一第二学期开始的学杂费、生活费，我都是瞒着他出的。大三那年，纸再也包不住火了，终于引发了家庭矛盾，他逼着我还“用在你身上的四万元”。侄儿大四的上学期，我丢下工作飞往台湾，一进门只问钱是否带来了，在他不断地责骂声中，我一颗心沉到了谷底。

在台湾，他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对我不闻不问。半个月后，我总算找了一份活干，临时在建筑工地去搬水泥、沙子。每天能挣到一千二百元台币。下班后，拿下的毛巾全是血，脱下的是衣服，撕下的是皮肉。工资发下来，他要我将工钱交给他，我死活不肯交。没多久，我又找到另一家面馆当洗碗工。为了多赚几个钱，大年三十、初一，我都没有休息。两个月下来，薪水却都被他强领了。身在异乡，只有忍让。春节过后，我到一所大学的食堂去做早餐，凌晨三点起床做到早晨八点,又上白班到下午六点，还找了份工作从晚上七点到深夜十二点。就这样，一天三份工作，共达二十一个小时，我因此得了严重的脊椎病，至今未愈。在台湾打工半年多后，我带着我的血汗钱回家了，侄儿的所有费用都有了着落。

2005年7月，侄儿以优异的成绩捧回了红彤彤的毕业证书。我多年来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高兴得几晚没有合眼。参加工作以后，侄子开始了开挂的人生，如今，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虽然两鬓染霜，清贫度日，至今独身，孑然一人，但看到侄儿有为有位，我觉得非常幸福。

202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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