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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到冬天刮西北风，紧靠洞庭湖边的岳阳老城便异常寒冷，那时的房屋都密封度不高，“针眼大的眼，碗大的风”，冷空气趁隙而入，房里温度比室外高不了多少，居民全靠烧煤取喛。那时家庭用煤要凭煤票计划供应，用煤得有控制，不能多烧。而五十年代城里还没有自来水，吃水用水要从湖里挑。因此每到冬天，城里的澡堂便成了居民们冬天洗澡的去处。

据史料记载，岳阳城区最早的澡堂建于民国6年（1917），名“玉兴澡堂”，老板叫王玉红。澡堂位于慈氏塔南边与红船厂之间的马家巷。1930年王玉红作古，王瑞卿子承父业，1938年11月11日，日寇侵占岳阳，“玉兴堂”被迫歇业。1945年光复后，玉兴澡堂复业，同时又有街河口的“金谷”、天岳山的“天岳”、茶巷子的“兴兴”、柴家岭的“花圃园”等4家澡堂相继开业。澡堂洗浴分为池浴和盆浴，玉兴澡堂的池浴九尺见方，两尺多深，服务项目有擦背、修脚、剃头等。澡堂内烧有大壁炉，烟囱自浴盆下面穿越而过，从而使水温得以保持。澡堂经营季节性强，以冬季最旺。澡堂用工也是季节性雇用，用水从洞庭湖挑。洗澡收费标准为池浴一毛二分，盆浴两毛；剃头两毛，修脚一毛。民国时代十毛钱等于一圆“袁大头”，因此一般穷人难去澡堂泡次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私家澡堂先后歇业，市饮食服务公司于下鱼巷子建了一座公共澡堂。澡堂进门处很窄，进去后才知别有洞天，厚厚的棉布裹着棉絮缝成门帘，阻挡着门外的冷风，门内的浴池热气腾腾，一个池子可以同时容纳10多个人。我十四五岁时去这家澡堂泡过几次池浴，一般是过年前夕。记得澡堂有个叫李子雄的浴池管理员，脚有些跛。还有一个挑水工，已忘记名姓，只记得脑袋比较大。这两人后来都与我有过几次交集，一是1968年夏天我在南正街冰厂拉板车给各家冷饮店送冰棒，李子雄当冰厂车间主任，“大脑壳”也和我一样当了3个月拉板车送冰棒的临时工。后来我到环卫所当清洁工，“大脑壳”也干了几个星期，可能嫌脏赚累，打了退堂鼓。而李子雄则在新开的“洞庭春澡堂”与我有过接触。

“洞庭春澡堂”位于洞庭路，正对着桃花井，出后门就是柴家岭的木器社。澡堂于1965年春节前开业，是岳阳专署李兴尧专员提议为解决城关居民洗澡难修建的。洞庭春澡堂楼上是旅社，澡堂侧边一楼开餐饮。我在环卫所当清洁工时负责过洞庭路一带的垃圾清运，“洞庭春”旅社澡堂也在范围内。一次快过年了，调到“洞庭春”负责的李子雄在大门口见到拉板车过身的我，连忙招呼我进店。原来是“无牛找到马耕田”，叫我帮洞庭春旅社澡堂大门柱子上写副春联，尽管不会写毛笔字，我还是勉为其难，在裁好的纸上按他指定的内容书龙飞凤舞地“划”了一副时兴的领袖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李经理他们把字剪下来然后烫上金粉贴在门柱两旁，这是我记忆中唯一在公共场所当“书法家”。

在洞庭春澡堂一带清运垃圾时，正值父母双双病故，我和4个弟妹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为了节省买煤的钱，我每天在澡堂锅炉的出灰口铲垃圾时，总是把燃烧得不彻底还有些烫的煤渣捡起来一点一滴装到袋子里，下班后拿回家掺到好煤一起做成煤球。因囊中羞涩，即使天天从澡堂过，尽管身上脏兮兮也舍不得花钱泡个澡。1971年与妻子结婚不久快要过年了，还是妻子剪掉一对长辫，卖给专门收头发的货郎担，卖了两角钱，两人在洞庭春澡堂买了两张一角钱一张的池浴票，泡了个澡。后来舅子当了3517工厂职工，妻子要洗澡便去3517工厂职工澡堂，5分钱一张的家属票。

那时候，一般职工人数较多而又工作繁重的企业陆续建立了职工澡堂，连饮食服务公司也在南正街冰厂建了职工澡堂，偏偏干活又脏又累的环卫工人没有职工澡堂洗浴。直到1980年我已从环卫处调到市城建局工作时，环卫工的洗澡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便在《工人日报》捅了一篇呼吁解决清洁工人洗澡难的读者来信，不久，岳阳市委办以《接受群众意见，解决洗澡问题》为题给报社作了回复，谁知这篇批评稿让我与环卫处的领导结下了梁子。我调往环卫处的上级单位市城建局不久，这位领导不久也调任城建局一把手，我被省里按自学成才破格录干时，他从中掣肘，搭帮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葛送培等好心人力挺我。

时光冉冉，如今已进入当年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现代化社会，洗澡早已不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里各种各样的洗浴中心相率兴起，洗浴项目五花八门，有桑拿浴、温泉浴和各种各样的特色浴。然而当年那热气腾腾老老少少挤在一起喧闹的小澡堂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承载着我对逝去的时光无穷的怀念，也勉励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时光，珍惜共沭风霜雨雪的家人……

202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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