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岳阳文艺宣传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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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聂

琳

编者按

照片中这些风姿飒爽的造形，这些在田间地头留下的颇具时代特色的形

象，真实地记录了那个令人难忘的一瞬，如果你有心，如果你能从这些“造形”中认识一位知己或同事，请你与本报特稿部联系，我们将刊发一系列反映“青春”的故事，以此纪念往日那刻在心底的记忆。

我的青春属于文艺宣传队

讲述人：姚燕辉（岳阳市某党校退休职工）

2015年5月1日晚上7点，在建湘路兴湘花园小区里准时响起了《小苹果》的音乐，十多位老奶奶，踏着欢快的节奏，有模有样地扭动舞姿。

领舞的姚燕辉今年67岁，依旧身材纤瘦，气色红润。“跳舞让我感到幸福，不仅锻炼身体，还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

1966年，姚燕辉高中毕业，回到岳阳县长湖乡自强大队，恰逢队里组织文艺宣传队。爱好文艺的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姚燕辉说，生产队里的文艺队虽不太专业，但人人充满激情。记得1972年，“双抢”刚结束，公社就安排文艺宣传队慰问村民。接到通知后，大家开心得立马“整队集合”。

虽然七月的太阳似火，又不像今天这样，有公交车，只得走路去，有的生产队相隔有二十多里，但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想到马上就可以为社员演出，全然不知腿脚的疲倦。

记得第一场演出是在大队驻地附近的一所小学。下午收工的号角一吹响，宣传队就开始忙碌起来，准备晚上演出。搭舞台、队员化装、搭起架子搬锣鼓道具……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纯粹的原声态。

舞台搭建很简单，在小学的土操坪里，几根木头用马钉联起来，搭起一个半人高的台子，垫上几块木板，扯上一块红幕布做背景，用两盏煤气灯做照明布景灯。

天黑了，整个操坪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带来了小板凳，有的干脆站着，有的是从邻近公社匆匆赶来的，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与期盼。

当时她和队员们表演的《毛泽东语录》“忠字舞”，特别受群众欢迎。女队员梳着精致的麻花辫，唱着花鼓戏的腔调，摆着整齐的手势，有板有眼的。歌声比排练时还高了八度，就怕站得远的人听不清。姚燕辉边说边比划着，好像那时的青春就在眼前。

后来，因为表演的节目很受喜爱，“名气”也越来越大。村里村外红白喜事，都会邀自强大队的宣传队去表演。“虽然路途远，也没有酬劳，但是能表演给群众看，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自豪。”

岳阳也有文艺轻骑队

讲述人：付兴（岳阳市老年合唱团团长）

1964年，中央号召全国学习乌鲁木齐轻骑队文艺表演。学习他们组成一支支骑着马儿的队伍，为生产队的农民载歌载舞，宣传文化的积极方式。

1965年，在当时的县委宣传部组织下，招选了12人组成的岳阳县文艺轻骑队（也叫岳阳县文艺宣传队）。由岳阳师范的音乐教师付兴作为文艺指导，带领这支平均年龄20岁的文艺青年开始下乡表演。“全县有几百个生产队，我们每天要到一个生产队去演出。白天赶路，晚上表演，几乎不休息。”每到一个生产队，付兴就要赶紧找生产队长了解当地的情况，为先进人物编写节目，号召大家向其学习，提高品德思想。“这是我们文艺宣传队的重要任务。”

下到生产队，宣传队除了为农民奉上一场丰富的文艺表演，还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帮忙干活。付兴说，有一年恰逢某生产队修路。在烈日炎炎下，大伙们都晒得皮肤泛红，干得汗流浃背，有的人体力跟不上，累得气喘吁吁。他立刻即兴编了一首《打夯歌》唱起来，“同志们，哟喂哟，加油干，哟喂哟，齐心干哟喂哟……”顿时，在“加油歌”的鼓动下，气氛活跃起来。农民们很喜欢听，歌词简单，朗朗上口，大伙也齐声唱起来。伴着轻快的节奏，大家干活的气势也更足。

当年的宣传队是站在“潮流”的前端，肩负着为农民服务文化的重要任务。他们不仅要经过专业的学习，系统的训练，还要跟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自主创新。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主持人赵忠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激动饱满的情绪告知广大群众这一好消息。正在沙南大队准备文艺演出的付兴也听到了，并且还听说卫星将经过湖南省岳阳，他立即奔走相告在田间劳作的村民们。在当晚他一气呵成的写下了庆祝歌《东方红上了天》。

第二天，整个生产队充满着喜悦的气氛，村民们敲着锣，打着鼓，放着铳。晚上的文艺演出更是人山人海，尤其当宣传队气宇轩昂的唱起《东方红上了天》时，台下掌声、呼喊声震天响，大家的自豪之情难以言表。

把欢乐的歌声送进工棚

讲述人：彭爱华（广兴洲镇文联音乐协会会长）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年近60的彭爱华唱起这首《红心照我去战斗》依旧铿锵有力，声音如洪。

回忆当年加入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他显得很是自豪。据说，当时要想加入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层层选拔，以及半年的试用期，合格者才能留下。

1976年，广兴洲人民公社在全乡招用文艺工作者。那天，19岁的彭爱华在田里劳作，无意间哼唱起《红心照我去战斗》，被路过的公社队长听到。“队长喊住我，让我再唱一段，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放声歌唱。他听完后，笑着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宣传队考试。”很幸运，凭着一副清亮的好嗓子，彭爱华成为宣传队中的一员。

那时候，文化娱乐生活很贫乏，人们对文艺活动的渴求非常强烈。文艺演出不单单是一种外在表演，更多的是让群众有精神上的享受。而文艺宣传队仿佛就赋予了这样的使命。

1976年冬，洞庭湖寒风凛冽，岳阳县中洲垸灭螺工程开始。文艺宣传队接到指示，慰问演出辛苦挑大堤的民工。可惜天公不作美，本来准备好的一台丰富演出，因为下大雨，无奈取消。于是，彭爱华和当时的岳阳市花鼓戏剧团的杨国华一起，决定逐个在每个工棚里表演。“杨老师拉手风琴，我唱歌。”手风琴在那时，还是少见的乐器，农民虽然叫不上名字，但对它很感兴趣。休息时，大伙会说，“老师，用那什么乐器来弹首歌吧”。这时，只要我们弹上、唱上一段熟悉的花鼓戏调，总会有许多人围上来听。大家欢快极了，在椅子上、在炕头上，唱起来，扭起来。欢歌笑语一片，仿佛一切困难就都能消散在美妙的音乐中。

红墨水抹腮

黑锅底描眉

讲述人：万辉华（洞庭之声报副总编辑）

“学校为了庆贺六一，开始组织文艺宣传队。当时，选队员要求很高，要有才艺，成绩要好，还得看家庭成分，能选上是一件很自豪的事。”说起30年前的青葱岁月，万辉华听很激动。1974年，在岳阳县月田区羊田村读书的他，早早地加入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

那时，全国各个单位都组建了文艺宣传队，广大的文艺爱好者有了一个共同的舞台。文艺宣传队也成为了特有的时代产物。

万辉华回忆，每天中午，老师都会带领大家到生产队的会场排练。会场里灰尘蒙蒙，房间特别暗。男女同学还挺扭捏的，老师就给我们做工作，让大家放开，自然点表演。后来，因为天天排练，大家也熟悉了，经常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慢慢都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每到重要节日，学校也会安排大家去慰问演出。“小小年纪的我们，一听说演出，积极性特别高。在羊田村各个组里的晒谷坪表演，全村老少都会围拢来观看，热闹极了。唱歌，跳舞，表演三句半，打快板，我们样样来，一点都不怕出丑。”

“为了表演生动，老师还会为我们化妆。把红墨水往脸上一涂当胭脂，锅底的黑灰往眉毛上一抹算是画眉。有时候刚上场，我们还没开口，地下地坪上就乐倒一片。表演完了，生产队会给我们每人分一把黄豆。捧在手上，比拿了奖状还幸福。”

当时，学校文艺宣传队除了自发组织去生产队表演，每年全区还会组织比赛，“每个学校的宣传队都要准备两个节目。一天下来得有60来个节目，非常隆重。”

1976年的6月1日是他最难忘的一天。“当年我们的道具很简单，大家把自家的碗、碟带来打节奏，竹板那么一打，碗儿那么一敲，歌颂生活的三句半就开场了。两边站着吹口琴和吹笛子的男生，前面几个女孩跳着欢乐的舞。”凭着这个“组合式节目”，他们班还获得了表演优秀奖，全校师生都很开心。

“五四”，青年人的节日。而每个年代的“五四”，都有属于那时的青春故事。

在上世纪

60年代至70年代，在祖国大江南北，到处活跃着一支支由年轻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伍。队伍里有爱唱歌的农民、爱跳舞的学生、爱玩乐器的工人……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带着“我们文艺队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信念，怀有满腔的激情与才情，在公社、在农场、在校园，留下他们热情澎湃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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