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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望生

伫立这个熟悉的桥头，极目之处，却总是1982年最后－个黄昏下的那个渡口。时间是下午的六点过八分，天空飘洒的是霏霏冷雨，河面刮过来的风冷而硬；1982年的最后一趟轮渡刚刚驶离渡口，轮渡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戏弄着我有点潮湿了的头发；轮渡拉响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声汽笛，这声汽笛引出的是我无奈的一声叹息。

这天是我的新婚之日，天黑前我要赶到过河十五里的岳母家迎娶我的新娘……

本来这一切都可以不用发生，可我那知礼的母亲坚持认为，人家把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嫁来我家，我家虽穷，但打肿脸也要充个胖子。是我舅父找人弄来的这台帆布车篷的北京吉普，开车的司机看上去同我舅父上下年纪，一脸的和气，也姓王，舅父让我叫他三哥，说是同我舅父是一个祠堂的，按辈分只能以兄弟相称。我却一转嘴把他叫成了王师傅，我舅父听了，也没说什么，倒是王师傅拍了一下我的肩，说：“还是读书人嘴巴乖。”有了车，我母亲固执地把发车迎亲的时间定在了下午的三点十八分，我告诉母亲，我老师说我的吉时应是下午的两点十六分（其实没这回事），可一向尊重我老师的母亲这回却尊重了算命先生。

发车时，天虽阴沉，但没下雨，我母亲祈天：如来点毛毛细雨，飘几朵雪花就好了。天还真随了我母亲的心愿，发车不久，还没到北门渡口，天真的就开始飘起了“幸福雨”。

当时从岳阳去华容，最难过的就是北门渡口。有句顺口溜：“走遍天下路，难过北门渡！”没想到的是，我们这次却过得非常顺利——只等了一班渡就过来了。可是，还没等我小唱完一首“毛毛雨”，就发现我们的车速明显的慢了下来。只听王师傅在埋怨开了：“这鬼路像涂了一层油！”虽然我对王师傅的这个“鬼”字有点看法，可我却不敢多言，一则不敢得罪舅父请来的司机，二则也不敢得罪母亲祈求来的毛毛雨。好在时间还早，刚过四点，一切都还来得及，我能做的，唯有一脸的赔笑，唯有放松心情听天由命。

车在许市抛锚了，之前没有一点征兆。看着王师傅把车稳稳地在路边停下，我还以为他看中了路边的那丛竹林，要去那里做点什么。直到王师傅跳下车，掀开前车盖，并嘟哝了一句：“幸福还真他妈的不是毛毛雨。”我这才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我下车前看了一下表，四点一刻，还早，我自我安慰了一句。

正如我舅父所言，我母亲还是很“角天”（土语，与天有交情）的，只是这时的毛毛雨已失去了它的缠柔，而变得生硬起来，雨中也夹杂起了雪，不过不是雪花，而是打在人身上有些生痛的雪粒。我绕到车头，想看看能否帮一下王师傅，王师傅手一挥：“盯着点时间！”我笑着用手指点了点手表，掏出香烟，点上一支塞进王师傅的嘴里，又爬上车去找了把伞在王师傅的头上撑开，王师傅歪着头看了看我，说：“别把新衣弄脏了。”我笑了笑说：“明天元旦，让你休息不成了。”王师傅说：“盯着点时间，华容在修桥呢。”我说：“来得及，六点最后一班渡。”

为了打发时间，我跟王师傅讲起了半月前我只身一人去岳母家的故事：那天也是这个时候才从家里出发的，最后的那班车没有赶上，我就在北门渡口上了一辆货车，哪知车快到华容时转向了洪山头方向，我只好跳车，后又爬上一辆拖拉机，拖拉机没赶上最后一班渡，我只好又下来，过河后，再爬了一辆手扶，还“骗”了路上一个推单车的妇女，骑她的单车带她一段路，在晚饭前赶到了岳母家……

“那次你是无官一身轻，今天你是新郎官。”王师傅拍拍手，打断我的话。

车终于修好了，我看表：正五点！

王师傅重新发动车后问我：“五点？”

我说：“五点过六分。”

“只能赶了？”王师傅盯着前挡风玻璃说。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在艰难地摆动。

“只能赶了！”我说。

车速明显地加快了，车摆动得也越来越厉害，有时甚至出现了打滑，王师傅不得不又把车速降了下来。

“你都已经结婚了，应该坚持你的意见。”王师傅说。我知道王师傅说的是发车时间，就说：“我老娘就是迷信。”王师傅说：“可结婚的是你！”

六点过八分我们赶到了渡口，可最后那班轮渡刚刚驶离了码头。我们没有能力去把轮渡叫回来，我们也不可能生出翅膀带着我们的车飞过这浅浅的一带浊水，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束手无策，最多再加上一声叹息……

我怏怏地走上桥头。华容大桥正在维修，桥面一片狼藉，车虽不能走，人却可以行。我完全可以几步就跨过桥去，随便爬上哪台往南的货车，或者再找到一个推单车的女子，用她的车带上她，也只需半小时我就可以“如愿以偿”。可是，我却挪不开半步，王师傅和王师傅的车，还有车上坐着的，陪我来接亲的弟弟妹妹，像一根根绳索将我紧紧捆住。我似乎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责任与义务，我必须冷静地面对这个现实，也只能冷静地面对这个现实，接受它并去适应它。

我清晰地知道，那个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我就在这时离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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