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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辉

二十岁之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位于观音阁的岳阳县人民委员会院子里，那时候，人们习惯性称之为“人委会”。

我关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记忆，都是和人委会相关的。我记得人委会四合院里一棵郁郁葱葱的枇杷树上挂着的那个大铁钟，那浑厚的“当当”声，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我记得下雪结冰时，我们一帮调皮孩子脚踩两块竹片从人委会的斜坡上呼啸着滑到坡下，有一次身体失去平衡的我被摔得四脚朝天的情景。而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每到夏天从人委会跑去南正街冰棒厂买冰棒的赏心乐事。

从我家到南正街冰棒厂也就一里多路程，沿途的单位和铺面我熟悉得可以闭上眼睛一一说出来。夏日的傍晚，家里闷热得像个蒸笼。吃过晚饭，哥哥和我抬起竹床放在屋前宽敞的地坪里，三岁的小妹围着竹床打圈圈，一边跑一边咯咯咯地笑，不一会儿，妹妹就跑得满头大汗了。母亲拿起一块毛巾轻轻地给妹妹擦着脸，吩咐我说：“辉辉，去南正街买点冰棒来。”“得令！”我高兴地从竹床上蹦了下来，去家里拿上妈妈缝制的棉袋一溜烟朝南正街跑去。从家里到冰棒厂那一里路程我都嫌太远了，恨不能脚下长出两个飞轮来。那时南正街冰棒厂的香蕉冰棒三分钱一根，绿豆冰棒四分钱一根，我买好票在柜台前接过营业员递给我的冰棒，小心地装进棉袋里，风一般地往回跑，我、哥哥和妹妹一人分到一根冰棒，我们小心翼翼地撕开冰棒外面的包装纸。母亲进屋拿来茶杯让我们接着冰棒。天气太热，冰棒融化得快，我们快速地唆着，还是有冰棒水滴在了杯子里。吃完手里的冰棒，我们还要把冰棒棍子仔细舔一舔，再意犹未尽地端起杯子喝滴在里面的冰棒水。小时候的我从没见到母亲吃过冰棒，她总说太凉了，沁牙齿。少不更事的我们哪里知道其实母亲和我们一样也怕热呀，她是舍不得花钱才说自己吃不得冰东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没有像样的玩具，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游戏的热爱，我们将吃完冰棒后剩下的圆而细长的竹棍攒下来当玩具。夏日的午后，太阳像个火球当头晒着，人委会四合院的枇杷树上知了正扯着嗓子唱着歌，我们趴在人委会红砖房的走廊里，脸紧紧贴着地面，屁股高高撅起挑冰棒棍。“当！当！当！”院子里响起洪亮的钟声，打钟的刘爹举起手里敲钟的木锤，大声吼道：“化生子哩，还不快去上学，老子打烂你们的屁股！”我们朝着刘爹扮个鬼脸，哦豁一声飞鸟般散去。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冰箱。暑假时，孩子们玩累了就琢磨着，能来点冰东西吃该多爽啊！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是，小伙伴们一窝蜂跑到人委会斜坡下的冒着凉气的观音井里提来一桶井水，再把家里的凉茶加点白糖搅拌均匀后用大搪瓷把缸装着，放井水桶子里冰上半个小时，再你一口我一口，轮换着喝那井水冰镇过的糖水。那淡淡甜味，还有那丝丝清凉，当然没法和南正街冰棒厂的冰水相媲美，但是，我们依旧满足地咂巴着嘴巴。这时邻居家的毛坨拍着胸脯表态：“等我爸爸下班了，我找他要钱去打冰水，你们都来我家喝哦。”

傍晚时分，毛坨一只手拎着一把铁皮暖壶，一只手高高扬起两张面值一角的纸币，走到院子里吆喝了一声，四五个小脑袋纷纷从家门口探了出来，大家蹦蹦跳跳朝南正街冰棒厂跑去。打好了冰水往回走，我们的眼睛都牢牢盯着毛坨手上装着冰水的暖瓶。“毛坨，我来提一下吧。”“毛坨，看看那个暖瓶塞子没有松吧？”大家争着提暖瓶，毛坨也大方，交给我们轮换着提。提上暖瓶的小伙伴昂起头，胸脯挺得高高的，神气得很。

每年暑假，院子里有读初中和高中的哥哥姐姐去南正街冰棒厂勤工俭学，有时候还会分得几根冰棒带回来。年纪小的孩子看见他们回家了，燕子一样飞过去，围着他们的黄挎包边打转边流口水。有大方的哥哥姐姐递过来一根冰棒，小孩子们欢呼雀跃，蹦跳着散去。

南正街冰棒厂后来搞革新，推出了不少新品种。除香蕉冰棒、绿豆冰棒以外，还有了牛奶冰棒、冰淇淋、冰绿豆沙。前两天和闺蜜谈起往事时，她打起哈哈笑着说，她老公当年就是凭着南正街冰棒厂的几根牛奶冰棒、几碗绿豆沙把她追到手的。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再次回到南正街时，那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冰棒厂也早已不复存在。我站在冰棒厂的旧址打量着，思绪飞回到了往日的旧时光里，往事如过电影般一幕幕飞转。那段旧时光裹着南正街冰棒香甜的味道、夹着冰水沁人心脾的凉爽，就这样呼啦啦一下子闪到了我的眼前。

20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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