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抽调在教育部工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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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经文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职后分管教育。他管教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的领导。

教育部根据“拨乱反正”的需要，决定成立写作小组。1977年7月25日，时任岳阳地区教育局普教科长的我，同华容一中教导主任傅维美一道，受国家教育部的抽调，到教育部写作班子里工作了两个月。同时抽调来京的有上海、广东、天津等地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共24人，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具体领导。

那时教育系统是受“四人帮”迫害最厉害的“重灾区”，“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教育部领导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决策，写成还教育本来面目的理论性文章或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以教育部理论组、教育部大批判组和“园丁”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教育革命通讯》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起到分清是非界限的作用，为教育“拨乱反正”搞好舆论引导。

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作的每一项指示，首先就由教育部领导在教育部工作人员和我们写作小组中进行传达。我们在教育部工作两个月时间里，就听到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五次指示：7月28日，邓小平同志与方毅同志的谈话中关于教育工作指示；8月1日，邓小平同志同方毅、刘西尧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纪要；8月2日，邓小平同志对教育汇报提纲的指示；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8月17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时关于科学教育方面的谈话。每次传达后，刘西尧部长都对部里干部和我们写作小组的人员说：“邓小平同志叫我们不要怕，要大胆的工作”。

虽然我们当时都有些害怕思想，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话后，都能聚精会神搞写作。我们都以小组为单位，反复进行学习讨论，根据指示精神，赶写文章。当时邓小平同志对教育进行“拨乱反正”，主要是从抓头头、抓方针政策入手。他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问题，调动师生教与学积极性的问题，教育体制、机构、教材、招生、质量、后勤等方面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要从小学抓起；教育要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教育要坚持两条腿走路，要办一批重点大学；要恢复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等等。

教育部的领导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拟出了近百个写作题目，供我们写作参阅。写作小组的同志分成三个小组，在两个月时间里，共写了49篇文章，每篇都由一至二人主笔，小组集体研究讨论，反复进行修改后送部领导审查定稿。在教育部抽调来京的24名人员中，大多是来自全国的高等学府，只有我和傅维美同志是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因此我们担负的课题较多，共写了五篇理论性文章。其中《百年大计，从小抓起》一文于1977年9月3日以教育部理论组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全文3000多字。

抽调在教育部工作的日子，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向我们传达了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在这次谈话中，就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

刘西尧部长在传达时，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为教育部对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的撑腰壮胆，振奋了部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精神，指明了今后工作方向。从此“邓小平同志叫我们不要怕，要大胆工作”，成为了教育部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实际行动，大家都切实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放在工作的第一位。部里对恢复高考制度、提高人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在教育战线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学校纪律和教学秩序的整顿，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拟定了“拨乱反正”的许多具体措施，并要我们迅速结束写作班子的使命，回到各地做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排头兵，并把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及时向部里反映。一个星期后，我们写作班子人员合了一个影，并带着当年恢复高考的信息资料返回原单位，立即投入到对教育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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