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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根

当年生产队上有话份的人，除队长、会计、保管员三条“铁扁担”外，植保组长也是一个角色。大约是我八九岁时起，从公社高中毕业的三表舅宝秋,就一直是生产队的植保组长。当时的队长姓常，三表舅能当上植保组长，是队长力挺的结果。队长曾在队委会上说，宝秋根正苗红，又是回乡知青，植保组长不去选他，还选谁？

三表舅上任后，队长对植保组长更是高看一眼，厚爱一层。三表舅提出增加植保员，队长说，看中了哪个，你自己去选。三表舅请求添置几台新式喷雾器，队长第二天就派人从供销社买了回来。植保员的劳保用品、劳保福利，也发得比以往任何一年要多。夏秋两季，植保员们每两个月都能从生产队保管室领回一套蓝卡机布或蓝劳动布工作服；每个月都能领回两块码头牌或岳阳牌肥皂；每半个月都能领回两到三个纯棉口罩。队长间或还从公社肉食站弄来猪血或猪肝分给他们，叫他们在家汆汤吃，说是喷药容易使心肺上毒，猪血汤、猪肝汤可清洗心肺上的毒素。队长的这些做法，让人羡慕，也让人嫉妒。“队长咯样喜欢宝秋，八成是要选他做上门女婿吧！”“春姑娘长是长得索利，可惜她书读得太少，只怕宝秋不肯。”当然，说队长想要三表舅做上门女婿，这完全是乡人的混气话。因为队长似乎从没托人到三表舅家提过亲；事实上，后来春姑娘与公社供销社的一名职工成了亲。

祖母爱把植保员比作庄稼郎中，三表舅喜看书，祖母便说他是个看书郎中。公社植保站发下的一本《植保手册》，图文并茂的那种，有泥砖头那般大、那样厚，他有空就去翻；一页一页书纸，生生地被他翻烂了。公社几次组织全社生产队植保员进行业务知识比赛，他次次夺得第一名。

这位看书郎中做植保，常行一些不俗之举——

比如下地巡查，不少植保员就很是随意，既没有去规定时间段，也不确定相应的巡查点，就像脚踏西瓜皮，到哪算哪。三表舅则把巡查点分得细、分得清——是稻田，还是棉地；是坡顶，还是坡底；是冲头，还是岔尾；是垅中间，还是垅两边，了然于胸。巡查水稻或棉花等作物病虫害，每天分几次查、在什么时段查、到什么地段查，他一点也不含糊，一处也不放过。

比如取样分析，有的植保员只是应个景；有的则懒得去做、也不晓得如何去做。三表舅则对取样分析很投入。当时生产队买了台显微镜，虽说陈旧不堪，但倍数不低。要说这台显微镜的来历，是沾了三表舅父亲的光。三表舅父亲从公社中学校长任上病退那年,　中学试验室恰巧淘汰一批电教仪器。当时想从试验室来淘显微镜的不少，要不是三表舅的父亲从中斡旋，这台显微镜险些买不回来。显微镜是三表舅工作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宝贝。三表舅用它来观察、比对病虫害作物样本，分析、判断作物病虫害状况，在全社生产队植保员队伍中开了先河。

比如施药杀虫，当时的普遍做法就是听上面的，听公社植保站的。正如乡人所形容的一样：“植保员，也轻松，反正一天十分工，只等公社一声令，不管有虫冇虫，背起药筒往前冲。”这种做法的后果可想而知。而三表舅却破了这种习惯。他觉得执行上级指示不能盲目机械，要特别注重实际效果。对作物得的是何病，有何因，要施何药，用何方式施药，如何配药，何时施药，不能是一本糊涂账。

三表舅的不常之举，终于结出香甜的瓜果。生产队粮食、皮棉、油料连续三年获得丰产增产。只可惜，好人命不长，不到五十三岁的三表舅却撒手人寰。

以上这些文字，也算是我对他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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