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100岁华诞到来之际，我和合作者于世雄（慈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奉献了一件自我感觉满意的礼物——一部长达30万字的红书《红军精神代代传》。这部红军列传，里面不仅收集数十名红军官兵的英雄事迹，而且还收录几百条（首）红军标语和红军歌谣，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慈利红军的风采。

这本书于2017年建军90周年之际公开出版以后，反响很好，先后赠送给清华、北大等几所重点大学图书馆、中国文学院图书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省图书馆。读者好评和书评陆续发表在报刊上，但也有一些青年朋友和读者提出质疑：这些资料虽然在县志和党史上有记载，那只是个简略，况且只限于团级干部以上的红军，并非人人有传，作者是不是有杜撰之嫌？我回答说：绝无虚假，完全真实。要完成这个详细回复，先得从我和红军的缘份说起。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慈利一中求学时，慈利籍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老红军袁任远给我们作报告，讲述了他的红军生涯和慈利其他红军故事。从那时起，“红军”二字在我脑海中扎下了根，我暗暗发誓，当我走向社会后，一定要亲自采访红军战绩，歌颂红军。这也是我的一个美好梦想。

70年代末期，县委将我调到县文化馆从事专职文学工作。没想到县文化馆馆长康明清就是跟随贺龙长征的资深老红军。我进馆第三天，他将我叫到办公室，给我交待任务，把慈利红军的事迹收集起来，两年完成这个任务。他说部分同志散住在乡村，路程遥远，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吃这个苦？我说：采写红军故事是我求之不得的福份。康馆长当即请示县委同意向各公社发文，支持我的工作和提供必要的方便。

天遂人愿，让我有幸采访到了大部分慈利籍老红军（含失散红军），少数红军因在外地工作关系，便以书信求助。在此期间，我走遍了湘鄂边境，当时交通不便，多是步行。也许是红军精神鼓舞了我，我克服了难以预料的困难，从未叫过一声苦，收集资料达120万字。能亲近红军，聆听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讲述空前绝后的战斗故事，我感到无比难忘。

蹇先任一家4位当红军参加长征，我利用她回慈利老家探亲的机会采访她本人和她在家乡工作的妹妹，写出《长征中的姊妹花》《国难当头国为家》《漫长坎坷寻红路》。采写中共第一位无线电报务员张沈川，我写出了《张沈川和永不消逝的电波》。采写几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高官，我写作了《从放牛娃到将军的李德友》《无畏战士张德》《打不死的将军朱早观》《父子红军将领袁任远、袁怡奋》《巾帼英雄张玉琴》。杜修经在常德师专任职时，我六次上他的家门，写出了《杜修经与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交往》《四上井冈山》。更为难得的是，我从张德、吴绪清等几位在贺龙身边工作的老红军和多名老赤卫队员口中得知，贺龙和他的姐妹的传奇故事，撰写出版了《贺龙与贺英》《活龙》（贺龙传奇故事单行本）。

这本书还收录了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先烈故事，如谭东海咬破手指用鲜血写在白衬上的遗书（存放在省文物馆）、吴贤猷为了真理在敌人屠刀面前两次选择赴死等。于世雄有先觉之明，早在他任县民政局局长时，就约我合著出版《慈利红军》《溇澧英烈传》，两部红书分别受到中国军事博览馆、《三湘英烈》认可和读者好评。

去年“八一”建军节，贺帅长女贺捷生将军看了我们的《红军精神代代传》后给予较高评价。在全党全民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中，回忆自己这本书，我在日记上写了这样几句话：学党史、明真理、悟原理，不忘初心。为了这一光荣使命，我们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02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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