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还在西北某部队工作时，收到父亲的一封信。父亲告诉我，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字里行间流露着喜悦和自豪。

得知父亲入党的消息，有点意外。那时父亲已五十多岁。但又在预料之中。我知道，父亲一直有个梦想，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这是父亲一直不懈的追求。

早年，因为太爷爷挣下了点田地，土改划“成分”时被划为中农。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家庭“成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很大的，以至于我叔叔在推荐上高中时被淘汰，父亲在入党、提拔这类事情上也只能靠边站。父亲只能用默默的工作来表达自己对党的忠心和感恩。

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那个年代，能读书就很不容易了，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更是凤毛麟角。父亲从小爱学习，成绩优异。太祖父从事屠宰生意，把所有的积蓄都供了父亲上学，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父亲毕业后远赴东北，在鞍钢当了一名技术员，一年才能回家一趟，与家人离多聚少。在我的童年里，只有母亲的身影，对于父亲很是陌生。后来，父亲调回湖南，到湘潭钢铁厂工作，继续从事技术工作，那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才逐渐清晰起来。父亲是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作者，他一生做事认真踏实。他把每一张设计图纸都画得很漂亮，把每一个设计方案都做得很完善，每一道工序都揣摩得很清楚。虽然没有成为大专家学者，但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了尽职尽责。几乎年年先进。

经常听父亲说起小时候的事。那时生活艰苦，一边读书，一边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要帮忙干家务，作业只能夜里在煤油灯下做。初中毕业后，他直接考入了长沙冶金学校。父亲曾多次说起入学时的经历：他一个人拿着学校录取通知书，揣着太爷爷给的十块钱，来到长沙，一路打听着往学校方向走。乘船过湘江后，一摸口袋，发现钱没了。十块钱是太爷爷的全部家当，丢失了就再没有了，也意味着上不了学了。一急之下，他坐在岸边哭了起来。同船的人看他哭得伤心，纷纷询问原因。其中正好有个该校的老师，得知原委后，就安慰他，带他到学给系领导说明情况，帮助安顿好后，又留下两元钱。每每说起这事，父亲总是很感慨，一是感谢那个好心的老师，二是感谢学校、感谢党。否则，仅凭当时自己的家境，父亲不可能顺利完成学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响应国家西部开发的号召，从湘潭钢铁厂来到当时还比较落后的偏僻山城大庸县，进入一县办企业，继续从事技术工作。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想和生产力都得到了解放，一直套在父亲身上的“成分”枷锁解开了，父亲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记得那些年，工厂经常灯火通明，机器轰鸣，父亲也几乎以厂为家，天天泡在办公室和生产车间，研究改进工艺，提高产品的质量，研发新产品，同时又外出跑销路，虽然很辛苦，但却浑身充满干劲，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常听到父亲谈到对工厂前景的展望，今年实现多少产值和利润，明年希望增长多少，工厂成了他的事业。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他，对加入党组织的渴望也更加强烈了。

后来，受市场经济影响，父亲所在工厂产品出口销路受滞，生产压缩，人员裁减。父亲和厂里的同事都到处奔走，积极为产品寻找销路，无奈工厂最终还是被淘汰关闭。父亲为之奋斗的事业没有了。很长一段时期，父亲变得焦躁易激动，对于时代变革有诸多不理解，甚至有牢骚，尤其是酒后。但是，他对党的信仰却从未动摇过半分。任何时候，他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坚决拥护工厂党组织的决定。即使工厂倒闭，退休待遇得不到保障，他也始终坚信只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切困难才能克服，都会克服。退休后，父亲出外做兼职补贴家用，一直坚持定期缴纳党费。工厂倒闭后，一段时间和厂里的党支部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党费缴到哪里，父亲就主动找区委，要求按期缴纳党费。后来身体状况变差，行动不便了，就委托我代他缴纳党费。

父亲过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父亲的“百宝箱”》。文中记载了父亲生前有个箱子，去世后打开，里面有：父亲的大学毕业证书、父母亲的结婚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证、党费证，还有一些不同时期的奖状。这些，就是父亲一生的宝藏。

父亲当年写给我的那封关于他已入党喜讯的信件已泛黄，但熟悉的笔迹，一名老党员炙热而真挚的坚定信仰，仍时时激励我奋勇前行。

202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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