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三是我的生日，人上五十岁，竟然是那么健忘，时间已到夏天，我才想起我的生日。

我极不情愿，可事实证明，我年过五十，已步入老年人行业了。

一次坐公交车，一位年轻的女士起身给我让座说：“老人家，您请坐！”一声老人家，叫得我心都凉了。这些年，我忙忙碌碌，不晓得时光飞逝，一晃就五十开外。我感觉到自己一事无成，还有许多愿望没有实现，自以为激情满怀，人却真老了，怎能不叫人伤怀？

四十岁时，我还以为人到中年，早着呢，有的是时间。没想到立马五十出头了，黄瓜打人——去一大截了，确实叫人苦恼。就这样，白天接着黑夜的恐惧和焦虑，让我对自己未来的日子一点把握也没有。无论在山乡或城镇采访，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那此熟悉的、陌生面孔和消息使我怕在白天出面，我幻想中的结果还没有出现，我靠这份虚幻生活着，化解着内心最大的不安和恐慌。我无法想得更远。

我想起一些事情，然后就不敢往下想了。但常常是这样，忽然生成的念头和预感，往下去想和做的时候，却很少。我老是在念头滚雪球滚大之前，赶紧打住。我喜欢以“断然”作为状语的句子，但它类似于流血的快感和痛感，我却不曾品尝过，我总是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我害怕在死之前就血流尽。

我老是亲手毁掉自己辛辛苦苦构建起的美好。我难以忘却的是我离婚的日子。那天上午，我净身出户，与妻子在永定区民政局办了协议离婚手续，完成了我人生的三部曲：三十八岁结婚，四十岁得儿，五十岁离婚。离婚那天，我很悲壮，办离婚证的是我一哥们。他说，党哥，慎重啊，别离！我离了，头也不回地往北正街走，把自己一头扎在车流人流里。

我没车，没房，没存款。我枉为人夫人父和人子。十三岁的儿子在实验中学读书，我手中也有家中的钥匙，可我不想回家，无脸见儿子。有几次，躲在学校旁边，偷偷地看见他妈妈接儿子，儿子长高了，已长成棒小伙。学校有熟悉的老师，常告诉我，儿子的成绩名列前茅，儿子写的作文在省里获奖了，又被评为学习标兵了。移动每天也给手机传递，儿子早上几点几分进校，下午或晚上又是几点几分离校，我都了如指掌。

前年腊月二十七，北风刮得好凶，天异常地冷。我揣着单位发的绩效奖，想给儿子送点钱。打电话，儿子他妈不接。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步行街，用冰冷的钥匙打开冰冷的家门。家中还是老样子，只是墙上的结婚照被取下来了，仅新添置了一套沙发，可人去楼空了。这是我曾经生活了十二年的家，大过年的，我多想儿子像从前一样，叫我一声爸爸。可前妻不在，儿子不在。我的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我再也忍不住拨打前妻的电话，不接，再打，接了。接电话的是儿子。儿子说：“爸爸，妈妈不在，我们到吉首姨妈家过年来了。”

我真不是个人，给儿子准备的钱，一不小心花光了。家中92岁的老父亲，平时全靠老实巴交的大哥照顾，回家过年或平时偶尔回一趟家，总以为给老人家钱，他就会开心快乐。哪知父母不图儿女有多大钱财，只希望儿女常回家看看。有时，父亲来电话，说他养了五箱蜜蜂，蜂蜜好甜，可惜跑了一箱；又说竹园的竹子今年开花了，真奇怪。父亲声音苍老，我鼻子好酸好酸……

做人子，我不孝，愧对父亲；做人父，我没尽责任，愧对儿子。我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对人生对生活，没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而是抱怨居多。为此，了解我的好友市国学研究会昌发军会长，专门接我到月亮岛，让我封门闭室学了十天国学课。我吃了十天素，学到了老祖宗留下的不少东西，明白了什么叫一颗平常心，什么叫萝卜白菜，平常人生。

也许是我真的老了，我无法忍受五十岁前一事无成，五十岁后还要像一条老黄牛一样疲惫挣扎，然后呢，然后我便开始心痛和回忆从前。天哪，天哪！

人老陡伤悲。脑壳一旦装着忧患，即便有了快乐，也不快乐。

像我这种人，最难把握的到头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可以理解的事情太多，愿意接受的事实太少，不但挑剔别人，同时也挑剔自己。而且我总是为难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想伤害自己时，就伤害自己。我不想伤害自己时，依然下意识地伤害自己。

我知道我内心喜欢和向往着大部分可以冠以混乱的东西，那些零乱的阳光的碎片，散漫、茫无目地地行走，还有大截烟灰从指间掉落的瞬间，着实左右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一个人的能量发挥，需要一个很好的平台，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最佳的位置。树挪死，人挪活。我感恩组织的关怀，去年9月，报社派我到慈利记者站工作，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找到了精神之喜。短短的十一个月时间，我采写了大量的基层好新闻，其中，5条通讯上了人民日报。

精神之喜是一个人健全活着的前提，而物质的丰俭在我看来大可随缘。

当然，我这样做的理由还有爱。这是我的另一个依靠。

它是精神之喜的一部分，也是庇护我的力量的一部分。

但愿夕阳为我红。

20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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