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衡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史专家，他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师从朱光潜先生。那时候董衡巽和其他同学喜欢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去求教，有一次，董衡巽问恩师朱光潜：“中国哪个人散文、小说翻译得最好？”朱光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杨绛最好。”这是董衡巽第一次听到杨绛先生的名字。

1956年，董衡巽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恰巧和杨绛先生在同一个所。那时候年轻人进所,只要条件允许,一般都有专家指导做研究工作,

董衡巽又恰巧成为了杨绛先生的弟子。董衡巽在学生时代就听到过朱光潜先生对杨绛的评价，一直想向杨绛先生学点翻译的本事。来到文学研究所后不久,

董衡巽试译了一篇英国小说家萨基的短篇小说《开着的窗门》,去求教杨绛先生。

杨绛先生看完译稿之后,找董衡巽谈话。她头一句话问:“你是不是朱先生的高材生？”董衡巽嘴上说“不是,不是”,心里却不无得意,等着“全中国”最好的翻译家的称赞。谁知一看杨绛先生递过来的译稿,上面打了十几个问号，董衡巽一下子懵了,心想：“我已经译得非常用心了,怎么会有这么多错？”杨绛先生问董衡巽:“你是怎么翻译的？”

董衡巽回答说：“我第一遍对着原文边查字典边译,译得很慢,第二遍润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后誊清,誊的时候再改中文。”杨绛先生说：“虽然你是北大英语系毕业的，基础不错，但是你这个方法不对,你译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该更加严格对照原文,看译文是不是符合原文的意思,有没有走样。”回家后,

董衡巽仔细分析琢磨杨绛先生打问号的字句,发现错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己不够认真，原文没有把握，摸不透含蓄语调的真意,或者看不出字句新意之处;第二类属于态度，自己心里偏爱某个词,不管同原文贴切到什么程度,便擅用了,原文细微的地方,也没有仔细体味，来一个简化处理,企图马虎过去。董衡巽这些细微的失误，被认真细致的杨绛先生全部找了出来，给初出茅庐的董衡巽上了一堂端正态度的启蒙课，让他第一次感觉到翻译是件困难的事,这困难首先难在认真的态度。

杨绛先生后来告诉董衡巽：“优秀的译者,在于他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我翻译其实是很慢的，首先要把每段话的原意弄清楚，然后把每个原文句子统统拆散，再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重新组织句子，把整段话的原意表达出来。我翻译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也总觉得难臻完善。”

杨绛先生为了译好《堂吉诃德》,从1959年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学了两年,1961年开始翻译,至1976年完成。这十六年间干扰不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杨绛已经完成译稿的四分之三,干校回来之后,杨绛不满意旧译,推倒重来，把《堂吉诃德》从头开始翻译。1985年,趁着《堂吉诃德》再版机会,她又从头至尾校改了一遍。杨绛先生翻译的《唐吉坷德》，没有那种结构复杂、主从嵌套的长难句；没有那些生硬晦涩、离中文语境遥远的意象。读者感受到的是原著之外的一种审美愉悦感。从翻译《唐吉坷德》可以看出,杨绛先生以极端认真的态度在追求永无止境的艺术境界。

除了做文学研究和翻译之外,杨绛先生的认真还体现在写小说和散文上，先后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长篇小说《洗澡》，在102岁时完成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杨绛先生代表了那一代学人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可贵品质，最终成就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人生高度。

20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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