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钟锐

整理

我叫刘严然，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出生，桑植县官地坪镇山羊洞村姚家坪组人。小时候我家里条件差，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父母怕我跟他们一样是个睁眼瞎，于是便节衣缩食，举全家之力送我读书，一直送我在官地坪完小读完高小。在那时候，我也算是一个文化人了。

家还是像以前一样穷。一九四九年，桑植解放。一九五零年，国家发放救济粮食，我家分得了300多斤救济粮。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粮食，真是高兴得快疯了。当时桑植还有土匪，经常剿匪。剿匪，搞生产，开大会，成了常态。因为领到了那么多的救济粮，所以不管是剿匪搞生产，还是开大会，我都积极参加，十分踊跃。

“你这么积极，又有文化，快去参军吧！”村里的人都这样对我说。区中队的人也叫我去参军。我心动了。于是便拉上我侄子刘湘开、同村的田世家，以及马合口佳木峪的向国贵一起去参军。当时的介绍人是区中队的班长白玉江，他是北方人，由他带我们到江垭去考兵。当时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五一年农历四月。

考兵可不容易。要考听力、肺活量、眼力，四肢屁股什么的都要看看，看有没有痔疮什么的。我运气不错，一下就考上了。田世家也考上了——但他不识字，后来在过鸭绿江的时候掉了队，被其他部队接走了。我侄子刘湘开没考上。见我们考上了他没考上，他急得哇哇直哭，后来好说歹说，才回去了。

考上之后，我被分到了暂编13团1营4连3排12班。分班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学习。先进行政治学习。

学完之后，便开始军训。第一阶段的军训从四月至六月，整整三个月。立正、稍息、左右转换、装退子弹、刺杀……这些看起来简单的训练让我们吃足了苦头。一些新兵在训练的时候还哭了鼻子，原因是老分不清楚左右。大家都能吃苦，都很顽强，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军训。

当时，官地坪、杉木桥两个地方有我们五个营的兵力。后来，我们在桃源县城训练的时候住在儿童保育院，紧挨着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那时食堂里保证了充足的伙食，一个月杀一头猪。所有的战士一心要去支援朝鲜。那时朝鲜和美国早已经打了起来。接着，我们开始第二阶段的军训，从农历六月到十月。重点训练如何上火线，尤其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如何折被子、如何集合等等。军训完了之后，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本证明书，并帮我们寄回了家。

终于要出发了。我们在桃源坐船。其间通知我们从13团转到了15团1营1连。营长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我们一路坐船过洞庭湖，到岳阳。后来住在岳阳县纽扣厂。一直赶路，一直坐船，我们都有些疲惫，但大家丝毫不觉得累，我们只担心领导不让我们上前线。“大家不要急。只要听到火车叫了，就是来接我们了！”连长对我们这样说。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支着耳朵，等着火车叫的声音。

这天晚上凌晨一点多，我们就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我们一路坐火车，直至到东北的东新庄。一九五二年元月三日，我们到了吉林省四平市。这时候，我们营被拔到了坦克3师。元月五日，我们进行训练，用坦克打活动靶。当时坦克3师都住在四平。全师分为坦克团、高射炮团、炮兵团、步兵团、摩托团等等。我们是炮兵团，团长是谭学召。当时我被分到野炮2营5班，营长是高丛岳。

等着上战场的日子真难熬呀！我们一天比一天心急。这时候有老兵发脾气不吃饭了，说一天不去朝鲜就一天不起床、不吃饭。我也想学他们这样，但我不敢。好在我们没有等多久。元月七日晚上六点多，我们坐着大卡车过了鸭绿江，过了宣川，到了龟城。在龟城，我们配合67军，上火线，参加了战斗。我们的炮专门打敌人的坦克、登陆艇。敌人的炮火过来时，我们有的同志被炮火震得七孔流血。当时我们一个班12个人，正副驾驶各1名，一个班一门炮。我任三炮手，接收命令，传达命令。广西人金绍怀是一炮手，负责瞄准镜。那种瞄准镜据说很贵，那时候一个就值4000元。第一次参战，我心中有些发慌，当三炮手要不断地传达命令，其中还要登记废弹。有一次，我们班的裴厚祥和贺有方对我说，刚才团长来过，见你十分认真，就微笑着走了过去。我说，不要紧，团长没批评我，就要得。这是我的真心话，当时我只想一股脑儿做好份内事，根本没想到表彰什么的。晚上我们和敌人都开炮，双方炮击不断，火光冲天。就这样，我们在龟城打了一天一夜。随后我们又在平川打了一天一夜。接着，我们又上了仁川岛，配合50军148师守仁川。

……

时间过得很快。1953年，我被调到营部当通讯兵。在仁川岛时，又叫我去学放土电影。当时我放的第一部电影是《八一南昌起义》，看到里面的贺龙同志，我心里很激动；放的第二部电影是《血债要用血来还》。当时我们是到地洞里放电影，一个班一个班地放，给炊事班也要放。放了两个月电影，在守仁川口的时候，我又参加了战斗班。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和敌人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这代表着我们要回家了。但我们炮兵团暂时留了下来，住在澎山洞村，帮当地的朝鲜老百姓修海堤。

在参加战斗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班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但电话班的谭政杰在接电话的时候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了。排长董朝南也牺牲了，是在路上运炮弹时被敌人炸死的。我们班的班长谢大全受了伤，被炮弹的弹片打断了肩胛骨，不得不回国疗伤，副班长张明德接任了班长。和我一个班的老兵宋喜良当了排长。而我，在1953年当了通讯班的代理班长。这其间发生了一件趣事。我们班大部分的同志都不错，但其中有一个叫祁天强的不太听招呼。就这事我向高营长讲了一下。当天晚上祁天强就跑来找我，对我说，刘代班长，你是不是怕我？我说我不是怕你，我是叫你叫不动。他笑了，说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听你的。

修了一个多月海堤之后，一九五五年我们终于回国，先到了大连。我在大连待了几天，就退伍了。按五年计算，我在四平领了六十个月的安家费。

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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