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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以李鼎荣为代表的“新诗派”

2022年02月28日 10阅读 来源:永州日报

□胡宗健

绿叶对根的情意/花儿对叶的情意/情意二字/花草皆知

——李鼎荣《花》

你/使劲儿往我怀里钻/乐得我/绿波粼粼/我/软倚河岸/秋波绵绵/拥你进心间∥太阳要落山/你也要上岸/身子一抖/滴水不沾∥红红的脚掌/踩下了声声长叹 

——蒋陆海《鹅与水》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永州是一个“不到潇湘岂有诗”的“诗文潇湘”。从新时期以来,永州涌现了数不胜数的诗人,但在此,我为什么仅仅点出了李鼎荣和蒋陆海两位?这因为,他们是最新一轮崭露头角的潇湘歌者。李鼎荣是近三年的诗歌爆发户,诗集还未来得及出版呢;蒋陆海于201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彼时此时》;还因为,李鼎荣和蒋陆海对潇湘大地的花开有着惊人相似的记忆。大家都知道李鼎荣在桃花诗里对桃花的记忆,而蒋陆海的《彼时此时》就是取“彼时花开,此时记忆”之意;更因为,彼时的花开,为何能撩起此时的记忆?乃“情意”也。这就是开篇我要引用李鼎荣的《花》和蒋陆海《鹅与水》的缘由,蒋陆海以一句“红红的脚掌/踩下了声声长叹”作结,自然让读者想起了鹅对水的情意,而李鼎荣干脆一个劲地直白:“绿叶对根的情意/花儿对叶的情意/情意二字/花草皆知。”

诗是什么?诗就是良心、情感、思想和领悟世界的一种催化剂。对于诗人来说,就是在物化和媚俗中,守护自己心灵的家园。诗人守护自己心灵的家园,便是守护诗,这是因为诗是心灵的绝唱,是以泪水与文字凸现的人性姿态与人格力量,是广义的“情意”与“爱”。

从《花》和《鹅与水》两首诗再到他们所有的诗看出,李鼎荣比蒋陆海更擅长直白,更归于朴素。这里所说的直白,不是那种废除了比拟和借他物引起所咏之词的诗意,而是有如当年的民谣,在田间地头,在五花八门的场合,一浪热似一浪地传播,口耳交替间激起一阵阵真实的笑声,其感染力之大,传播速度之快,让人瞠目。无须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民谣几乎具备了诗歌的一切特征。李鼎荣的诗极具当年民谣的特点,既是直白的,又饱含着诗的元素,如《千家峒》:“……春天来了/千家峒没有一朵花迟到早退/夏天来了/千家峒没有一株水稻缺席/公元二0一二年的一个黄昏/我用脚步与脚印/在千家峒的土地上虔诚地签到”。

比喻,拟人,朗朗上口;有的体式自由,韵律随意,但一概生动、形象、精彩。很多诗人写不出民谣和乡土诗,是因为他看不上这些诗歌。其实,中国的老一辈诗人如臧克家、田间、李瑛都崇尚乡土,外国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希尼,他的名作《铁匠铺》、《山楂灯》、《香豌豆》等,其实都是很地道的民谣或乡土诗。它们朴素得很,强调平民意识,主张从博学、玄奥、华丽、晦涩回到口语化和单纯化中去。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似乎朴素和口语化只是以往文学的面貌,而变形、怪诞、魔幻等等才是现代文学所具有的景观,并注定为现代人所痴迷。于是,痴迷者面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味地模仿复制,一味地玩花样,幻想不费力就登上世界文学的峰巅。

但,失败是命中注定的。

事实上,北岛等“朦胧诗派”之后的“第三代”、“反诗”就向晦涩和朦胧诗告别了。所谓“反诗”即以“反文化”作为自己的起点,期望以诗的状态——即真正意义上人的状态,返回到本真的世界中,以期实现人对本真世界的重新加入,实现人对自己的本质的重新占有。这恰好呼应了现代人浩浩荡荡回归自然的运动。对于“反诗派”来说,这种回归意向是以还原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反诗派”认为既往的诗大多是变形诗,变形破坏了人与物的和谐状态,让人去摧残物,这实质上是人对自身的一种残害。所以诗的自救方式,就是反变形,以不变形的方式来达到人与物共生共存的状态,也就是把人和诗从一种虚幻的高度拯救下来,放回到自然状态中,使人成为人应该有的样子,使诗成为诗应该有的样子。

《桃花集》的不少诗,就典型地表现了将人和诗放回到自然状态中,即以还原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春天张开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桃花/直到她/生儿育女

——《桃花集·五》

走一回桃花运/发一回桃花癫/然后,安分守己/然后,柴米油盐

——《桃花集·六》

正因为这些诗以还原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使人成为人应该有的样子,使诗成为了诗应该有的样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诗人将“走一回桃花运,发一回桃花癫”这样的事都如实招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些诗的还原形态?其实,它也不仅仅是对诗人的还原,同时也是对所有人的还原,是除“残疾人”在外的所有人应该有的样子。

但仍然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太世俗化、普通化了?世俗化、普通化又怎么了?记得一位著名诗人说过:“诗歌会越写越普通,越普通会越深刻。”在我看来,越深刻就越有技巧,即所说的最高技巧,因为最高技巧才是美,而美往往是朴素和普通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无技巧”,或者是显“拙”的技巧。不过,这是与弗洛伊德笔下“无意识”相连的“无技巧”。弗氏笔下的“无意识”决不是没有意识,恰恰是“无意识”作为实践经验的沉积物,曲折地反映着意识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意识水平愈高,其“无意识”相应地沉积得愈丰富、愈深厚。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即包含着深厚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技巧”,

也就是高技巧和大技巧了。《老子·四十五章》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是中国最古老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他的“大巧若拙”是所谓“无技巧”的源头活水,也是与“无意识”相反相成的命题相一致的。老子提出过“无为”,就必然反对一切人工雕琢,反对人为的技巧,而主张自然之趣,以自然而然为宗。从某些人的观点看,这好像显得粗拙,但其实不仅不粗拙,因为它体现了朴素的自然之趣,符合了“道”的要求,反而显出最精致的天然去雕饰,因而是最高层次的技巧。

当人们背弃朴素的时候,朴素并没有失去自信。

果然,当人们玩花样玩得筋疲力尽,当人们发现玩花样救不了自己,就无可奈何地回过头来了。

一回头就发现了朴素,哦,原来朴素这样迷人。作为读者,笔者的感受亦如此。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不请自来地第一次主动地书写这篇文字的缘由。

朴素不是别的,朴素不过是回到事物本身的状态。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本来的样子,包括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原原本本地整个儿呈现出来,老老实实,不卖弄,不故作姿态。这是很难达到的,难就难在必须忠实于对象,不作假,不虚张,不任意所为。一如李鼎荣的《母亲》:

我的母亲/端着一碗水/在老屋里进进出出/我的母亲不懂得儒家文化/也不懂得物理学/但我的母亲懂得/把一碗水端平

多么迷人的朴素!我见李鼎荣的母亲至少在两次以上,尤其在他花桥的老屋里见着她时,她“端着一碗水/在老屋里进进出出”的描写,与实际生活的样子,酷似而又神似,把老人家为代表的劳动者母亲的做派整个儿地呈现了出来。接下来是两个“不懂得”的否定句式,作为“懂得把一碗水端平”的诗意升华的铺垫,于是从“端着一碗水”进进出出的普通劳作中发掘出人物生活的丰沛意义。

到此为止,人物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诗意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但丝毫又没有给人“拔高”的感觉。这主要在于诗人将社会学意义的一碗水端平置于物理学意义的一碗水端平之中,诗意和诗中主人公在这个当头一下子升华了。因为社会意义的一碗水是很难端平的,高官和平民,你能端平吗?这的确是让我为之痴迷的一首诗。诗只有七个短句,但生活含量和思想含量极其深切而又深厚,它比一部平庸的长诗似乎更有份量。

李鼎荣的《母亲》是朴素诗的一个代表。它说明了,文学的持久的力量正来自朴素;更说明了,朴素不伤害诗意,它是最能使诗意凸现出来的一种底色。

不要忘记,朴素的诗歌源远流长。诗经、弗罗斯特等,使我们一遍遍领略了朴素文学的巨大魅力,请读读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的《牧场》:

我要去清理牧场的泉源,/我只是想耙去水中的枯叶,/我不会去太久——你也来吧。∥我要去牵回那头小牛,/它站在母亲身旁,那么幼小,/母亲舔它时也偏偏倒倒。/我不会去太久,你也来吧。

这里也是七个短句。我曾经说过,这首诗有大美存焉,但实在说来,它比起李鼎荣的《母亲》,也只能是小美了。所以在这里,我没必要复述《牧场》的“大美”了。

但是,弗罗斯特从少年开始,就在农场干活,养成了以农事为乐的习性。尤其在成名之后,在短暂的城市生活中最终总要回到农庄。这使他的诗总是使用乡村普通语言,多以口语入诗的缘由。所以弗罗斯特的朴素,是他摒除了尘嚣和浮华之后的一种淡定的审美心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臻至朴素,不仅是文学的功夫,还有人格和灵魂所达到的境界。

朴素,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朴素是一作家最后的风格。

对于李鼎荣来说,朴素,是他诗歌的趋向,但他的全部诗作,是不在一个水准上的。既有上乘之作,也有平凡之作。

朴素,即是李鼎荣一开始就选定的风格,当然也必将是他最后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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