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人

总有一股萌动的无可名状的情感在内心里静静流淌，说不清是阳光下淌着泪滴的冰凌，还是小雨中洋洋洒洒的诗句。就是这段我心灵深处的情牵，让我开始了诗意的征程。写诗和呼吸永远都是同在的，它有千般跌宕起伏，如同每一天的星辰、金风和玉露。我常常为自己的这种沉醉感动着。

一次被触动

过去三十年里，那些不再长大的，一直美好。1987年12月，我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歌，那人、那景，经久在目，但日子竟过去了。是班主任安排我去给女生送通知，门卫室的老人却把我挡在了女生宿舍外，我的情感因此有了一次触动。我想用文学的形式把这种困惑记下来，可又不想把它记得过于真实，便选择了诗。次年，《衡阳日报》刊发了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这是一段爱情，其实不是。我的开始就是这样。那一年我21岁。

北方是远方

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湘江之南，每一寸肤色都被南风清润着。湘水底蕴、丘陵性格始终都是我引以为傲的禀性。在北方数年，我的创作也辗转到了一种异地寻觅阶段。因为久而不见的家乡，因为久而不见的人，因为异地浩荡，因为一丛孤花，更多的人生见地便自然地融进了我的诗歌中。但诗是一种意味，它无法达到言说穷尽的境地，而这种无以言尽，却促使了我由主观抒情转向经验的表达。我想说的是，这种经验是我对世界和自身的那种最切近的体验，一种对生存的直接进入。在那时，我创作出了《一株稗子的爱情故事》《山西平遥》《反复写到了春天》等一些满意之作。我的生命中，有北方，便有了遥望与相思，那种平原的苍茫，那种太阳的豁达，以及那种挤挤的繁华，都曾让我铭记，但我难以陈述，只有诗歌，让我解释了：北方是远方。

遇见大湾村

从大湾村走出来，但是这个村子自始至终都是我漂泊生命的根，枝杈繁茂，根深蒂固，大湾村不单属于我的过去、我的现在，它更是与我的来世生生相惜。那些凋零、那些春色、那些日暮苍山，不过是丝瓜藤上的丝瓜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我仿佛是大湾村深处的一颗顽劣的石头，生生世世深爱着我躺过的那处斑驳，因此诗集《三十年后·大湾村》便不是我对这个村庄浅肤的印象，也不是一种单一的情态，而是我与这个村庄在一种深层感觉中情与诗的凝聚，因此每当我离大湾村越来越远，我精神上的某种心有灵犀便越来越近，我见华山再高，也没有高过我心中的大湾村。大湾村和中国大多数村庄一样，既让中国心痛，却又给中国带来了希望。而这种希望，也就是我诗歌的希望。朱光潜说：“诗人应极力避免尘俗的引诱，保持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每个诗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个村庄，作为自己诗歌的源头，作为自己生命的依靠，它可以让自己在大雨滂沱的日子去踏地面浑浊的流水，让泥水蚂蚁般爬过脚面，痒痒地啃着宁静或抑郁的心，也可以在落日将尽的黄昏采摘花草的细语，看夕阳洒下的绵绵情思给遥远的情人。而这份情感，真的可以在我枯竭时勃发着我的诗情，直到那一首首诗从我的生命中生长出来。

秋天的声音

语言是诗歌的宗教，就我而言，它甚于技巧。我总是觉得，一切诗歌活动，都应该是语言的活动，当人，或是树木、河流、天空，给诗人的精神以触动，语言的活动必然是强烈的，诗人通过它，可能会让那种叫做诗意的东西不会丢失。我写组诗《身体里的秋色》和以永州为背景的诗集《宋湖流域》及以上海为背景的长诗《上海旅记》时也这样。法国诗人马拉美说：“一首好诗画出的不是事物，而是事物所产生的效果。”若是中年，写诗便不再是青春的激动了，它应像这秋天，是生命间骨与血、血与肉的勃发。它不曾开天辟地，却爱苍生；它只娓娓道来，却在平静地让世人觉得这个世界的美很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