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和曰强

尧帝禅让给舜，提出四字方略“允执其中”，舜帝禅让给禹，提出十六字方略。尧帝注重百姓物质问题，说执行中道，“四海困穷”的问题方可以解决。到了舜帝禅位禹时，已开始关注人的心性问题了。“人心惟危”，是人类执行中道的根据和出发点。这是人类智慧觉醒的里程碑。“人心惟危”言人的心性是很危险的。一个“危”字关涉了人性欲望之善恶两面。欲望是人的自然状态的发展动力，原欲消除是危险的；但不加节制地满足欲望也是十分危险的。这是“人心惟危”的完整理解。诚实执行中道，首先得解决关乎人的身心的欲望，欲望有善与恶两极，两极有中曰参，此两极在参和过程中，才能在人与我，人与自然，人的身心的关系中诚实保持中道。

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也应当是自然的或天赋的，因此凡是属于人性的即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权利，人天然地就有享有属于人性的一切；这一推论在逻辑上以及政治上都只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是自明的，不言而喻的；但是它却必然会成为与“存天理，灭人欲”针锋相对的反题。

人性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1）自然属性，它大体上是不变的，或者说变化极缓慢，历史太短看不出来；（2）社会属性，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当然会有变化；（3）个性，这主要是个人自身努力或有意识地形成的。在相同的自然和社会的条件下，个性之差异十分明显，体现为不同的思想、性格、作风。然而，个性是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基础上由自我造就的，自我造就是个性形成的决定因素。

我国“人性本善”是乌托邦人性论，肇始于轴心突破时代，显然与人心惟危观念相背离。故而，我曾写文章更正为“人之初，性本的”。“的”者，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者也。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形成之初，其心性即人的目的之性。吃喝拉撒睡，喜怒哀乐性是人的自然性。此外，人还有他的社会性。个性是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基础上的自我造就，自我规范，自我决定的或自律的思想、性格、作风，它是创造性的用武之地。人性是通过什么体现出来的呢？人之心性是国家、法制、伦理道德存在的根据，当然也是人之本质所在。人始终以人本身为目的。人之异于禽兽在心性，心性即人的“目的”之性，最终体现在欲望之中。欲望分为自然欲望和习得欲望。自然欲望无善恶之分，习得欲望和个性有善恶之分和高低之别。我将“人之初”定格在自然欲望、习得欲望和个性同时并存状态上。欲望是人性问题的鸪的。

人类文明进程的每一步都面临两难选择，充满了矛盾。例如，非社会本性欲望与遵守社会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物质与精神，肉与灵的矛盾等。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康德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即他所谓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他发表的《从世界公民角度看普遍历史理念》写道：人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他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人，即比发展他的自然才能要更多一点什么。但是，他又有一种个体化自身的强烈倾向，因为他同时有要求事物都按自己的心愿摆布的非社会本性，于是这在所有方面都发现对抗……没有这种产生对抗的不可爱的非社会性的本性——人在其自私要求中便可发现这一特征，所有才能均将在一种和谐、安逸、满足和彼此友爱的阿迦底亚的牧歌式的生活中，一开始就被埋没掉。人们如果像他们所畜牧的羊群那样脾气好，就不能达到比他们的畜类有更高价值的存在……这种无情的名利争逐，这种渴望占有权力的贪婪欲望，没有它们，人类的一切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人希望和谐，自然知道什么对种族更有利，它发展不和谐……

可见，人一方面需要名利欲望的争逐来发展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需要克服因这种欲望的非理性扩张造成发展的不和谐，甚至战争。怎么办？这便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中和之道正是这道睿智“屏障”。民主政体正是当今之世中和之政体。

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建立符合“人是目的”

的制度。一般来说，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有自利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前者说明民主政治之必要，后者说明民主政治之可能。人的目的性的发展，最终应该是人的欲望满足的合理性及其程度。这是衡量人是否真正走向自由的唯一尺度。足见欲望问题是天大的问题。中国人是将心性问题放在“天”的范畴中来认识和把握的。

心性者，人的灵肉经脉也。它伴随人生全过程，人若自觉如此，即意识到自己的心性，命运由天而成，人在天中，天在人心中，此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亦由此而立；道义担当，天理良心也由此而展开。人立于世，纵有五伦、九族之别，然而实质为人与我的关系，所谓“世道惟人与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易·说卦》说。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不能像野兽那样活着的，人还有社会性。人如何达成天人合一，实现人与我的和谐关系呢？这就自然关注到人的心性。心性关乎人的身心关系。总之，人与天、人与我、身与心，这就是人不能须臾离开的三重关系。

《尚书·洪范》有天赐的大法九畴，是商周之际哲学上最有名的“皇极经”，其正中一畴，称皇极，意思是像房顶一样至高至尊的一极。其内容是：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后来有“建中立极”是为皇极经的总概括。

《周逸书》上说：“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曰强。”“疑意以两，平两以参。”世界充满了矛盾对立，这就是“两极”，在两极之上之后，更有高于对立者在，有第三极，这就是“参”与“中”，类似于黑格尔辩证思维形式“正题、反题”之上的“合题”。《

周逸书》认为，如果只看到对立，定会疑窦丛生，一味追求对立，必然国弱民穷。两极之争，不可能确保彼此效用最大化，不是两败俱伤，就是一极灭亡或屈居“陪贰”了，此之谓“疑意以两”和“两争曰弱”

。对治之策莫如参，故曰“平两以参”，如何方能超两而入参呢？关键是是否有“中”，所以开头就说“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参则确保彼此利益最大化，故而“参和曰强”。

中国的文明是中和文明。中国人的智慧或称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中和。哲学层面讲，一是知与行的问题，二是人与我的相“处”问题，三是人的身心如何和谐的问题。如此，“理”一是其核心，“分殊”是宇宙万有的自性差异和秩序。简而言之，

由理一解释世上万事万物便能一一知解，这就是认知上的“理一分殊”。“中”与“和”既紧密相连又有区别。“中”是求和谐的不易之道，其基本特征是“用”、“常”和“平常”；“和”即是中道推行的过程，也是中道推行、致用、至曲的结果，其最理想境界是“太和”。不循中道不可能实现“和”，故而中和构成不可分割的哲学概念。

中和之道是万物生长成就和谐之道。

《易·乾》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是对中国“中和”之道的最经典表述。

鉴于社会和个体存在对立运动的反与复，儒家提出了“圆而神”，道家提出“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回归人与人及人的身心领域，以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人何以相处并达成中和呢？利的得与失，则仇必和而解；境界的忧与乐，则静必和而远；自处的龙与蛇，则处必和而泰；心性欲望的善与恶，则制必和而安；人文的知与行，则目的必和而存，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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