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自远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女作家（女记者）——白俄罗斯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这简直比莫言老师获奖还要令人酸爽。

自2013年诺奖评选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忽然从默默无闻一夜之间成为热门人选。但我们至今对她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这对网络社交时代的读者而言，简直是不能忍受的空白。此次出版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集的磨铁图书编辑陈亮说：“我们都是通过代理联系的，她本人非常低调，不太愿意跟媒体打交道。我们之前看到她的一个访谈，想把这个访谈放在书里，她都拒绝了。”

根据资料我们首先了解到的是，她曾是流亡者。其实诺奖向来有偏爱流亡者的传统，尤其是俄语文学，获诺奖青睐的前有索尔仁尼琴，后有布罗茨基。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苏联和白俄罗斯也一直有被禁的命运，流亡海外十多年，2011年才回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另外我们知道她是白俄罗斯人。对这个曾是苏联一部分的国家，我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前不久来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他萌萌哒的小公子尼古拉身上——10岁的小尼古拉裤腰上据说别着手枪。而瑞典文学院再次刷新了我们对白俄罗斯的理解——彼国不光有政治强人，也有以一己之力记录历史的女斗士。

我们还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有句名言：血浴、坟墓、刽子手与受害者的对话、被诅咒的俄罗斯、革命、二战、阿富汗战争、大帝国的崩塌、对地球所有生物的威胁——“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的书的主题，这就是我的道路我的炼狱轮回。”那么，想记录这些主题的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曾约中国作家晚间散步房间里满地是空伏特加酒瓶子

昨天，诗人王家新终于认出，今年的诺奖获得者正是十多年前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孤独堡学院，和他有一面之缘的那个白俄罗斯女作家。

“孤独堡学院有个文学艺术基金会非常有名，给全世界的作家提供食宿。我在那儿住过三次，其中一次正巧她从柏林过来。”当时在场的大多是艺术家，作家很少，王家新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因此很谈得来。

王家新写诗回忆这段偶遇：“她的房间里，满地是空伏特加酒瓶子，/她的眼中，跳动着小火苗。/她卷曲的黄头发，也有一种烧焦的味道。/我们在一起谈了什么？——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她给我看她画的画（而不是那些被译成德文的书）/她约我到森林里散步，/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为这个提议吓了一跳——已是晚上十一点多！”

那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五十出头，比现在略瘦，给比她小九岁的王家新留下的印象是：很本真，很放松，爱喝酒，有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风采。对于初次见面就收到的深夜邀约，中国诗人没有去，但送了一些带去的茶叶给阿列克谢耶维奇，后者则回赠了一本自己的作品。

另一位和阿列克谢耶维奇有过交集的中国作家是龙应台。2005年10月，德国柏林一家文学杂志评奖，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龙应台都是受邀评委。按规定，每一个评委要写一段话，谈自己对纪实文学的看法，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那段话是：“我必须同时是作家、记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兼牧师。”分手之后，两人互通电邮，龙应台邀请女作家来中国台湾做一次文化之旅，“她很开心，希望马上就来。结果她没有来成。”龙应台说：此次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除了是对一个作家的勇敢和坚持予以鼓励外，也是纪实文学第一次得到这样高度的认可。

一直在写人杀人的书其实也关心人如何爱其他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一名年轻记者时，她就知道必须靠自己去发现真相：“我开始了解，那些我在马路上和人群中听到的话语，比起我读到的东西，更能传达当下在发生什么。”

她写书的速度很慢，最著名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面向未来的纪事》一共花了10年时间，采访人数超过500人。

“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在收集素材。做过的500份采访里，有107份被收录在了最终版本中。通常我在5份采访里挑出一份。对每个采访对象，根据声音音色和口述节奏的不同，我要录上4盘以上的磁带，整出100到150页打印纸的故事，最后差不多仅剩10页。”

她写核爆炸当晚，当地人站在阳台上观看引发的大火，那个景象实在太壮丽，到处都是深红色的荧光，甚至把孩子们也叫来一起欣赏。他们欣赏的也是他们自己的死亡。

她写一个消防员受到核辐射快要死去，他的妻子守在身边，却连一只丈夫碰过的橙子都不能吃。那些护士告诉她：“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而是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发狂的妻子喊：“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有人曾问过她：“你写这些书，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她回答：“我不是一个冷漠的记录者，我的心一直都在。我担心的是，这条恐怖之路我们能走多远，人类能承受多少。要谨记，不能仅用恐怖淹没别人。”

另一次，她说：“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她说：“我发觉自己一直在写人杀人的书，写他们如何死。但这不是人生的全部。我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在什么国家生活。爱把我们带向世界，我想爱其他人，虽然这是越来越难。”

童年是差点被饿死的小女孩长大后特别关心小人物的苦难

有一个段子：“一个男记者，不写稿写小说，结果得了诺奖；一个女记者，认真采访写纪实文学，结果得了诺奖。也有一些人，天天坐着，什么都写，结果得了痔疮。”男记者指的是海明威，女记者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之所以关注小人物的无尽苦难，和她从小是苦孩子有关。1948年，她出生于乌克兰的一座城市，父亲是乡村教师，正在那里服兵役。她记得，祖母推着装满小麦、谷物和糖的二轮车，瘦小的身形显得更小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卖东西给苏军军官，两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差点饿死。

她的父亲去一个修女院求助，不敢走大门，在同事的帮助下翻过篱笆墙，找到修女院院长：“你可以杀了我，但我的孩子要死了……”院长对他说：“我不想再看你一眼，但你妻子可以来。我会每天给她半升奶。”靠着喝羊奶，小女孩活了下来。

等父亲服完兵役，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家迁往白俄罗斯。中学里她开始写诗，给校报供稿，高中毕业又在当地报社做了两年记者（这点和海明威很像），1967年才终于被明斯克大学新闻系录取。

但大学毕业之后，由于发表反政府的观点，她被发配到边境城市的一家地方报纸工作。之后她回到明斯克，加入《农业报》，几年后跳到一家文学杂志任记者，并很快被提拔为非虚构版块的主编。

198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用5年时间写完了反映二战中女性的纪实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为了写作，她跑了200多个村庄，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苏联女性。书被指责给伟大的卫国战争抹黑，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快丢了工作。因为独立报导和批判风格，她受到限制，后来的代表作《锌皮娃娃兵》也被列为禁书。2000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迁居海外，在欧洲不同国家间周转，以写作奖金为生。2011年她冒着危险重回明斯克，现在仍住在明斯克市中心一座九层楼的混凝土公寓里。（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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