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万达

江波

整理

编者按

怀素，无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面旗帜。张旭之后，怀素把狂草书法推上了艺术的最高峰，独树一帜，对后世草书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怀素草书的成就，与其平生经历、艺术悟性、勤练苦参、广纳博取、吸古为新等是分不开的。尽管世人对其褒贬不已，毁誉参半，但时至今日，怀素和他的草书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了不朽的传奇。

在首届怀素草书学术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怀素书法爱好者和书学理论研究者，从怀素生平考评、草书艺术特色、文化价值、美学特征、怀素草书与历代草书发展流变、唐代草书、怀素草书与当代草书创作、当代草书的继承与发展等角度，重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给后人展示出了一个有血有肉，“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的草圣形象。

许永福：唐宋怀素草书接受史的整理与研究

南宋理学抬头，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书家，将欧阳修的文以载道思想发扬到极端。极度注意书风的功利和性情，要求楷行草皆有端正的品行，同时发扬的性情必须从容优雅，否则皆成下品之下。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许永福认为，其对黄庭坚、怀素等人的变体书法进行强烈的批判，提出“自在说”“三等说”“守旧说”，在创作上高扬“拟古”，实质上是草书史的倒退，标志着草书艺术的衰落，故姜夔云：“流至于今，不可复观”。不但点画僵硬，结体版刻，而且章法千篇一律，类同界格。

向彬：《怀素草书歌》考论

怀素《自叙帖》中提及赞扬他书法的名人有刑部尚书颜真卿、尚书司勋郎卢象、司勋员外郎钱起、礼部侍郎张谓、吏部侍郎韦陟、永州太守王邕、御史李舟、许瑝、戴叔伦、窦冀、处士朱逵等十一人，而陈思《书苑菁华》中著录有李白、王邕、戴叔伦、朱逵、鲁收、窦冀、任华、苏涣、贯休、钱起等诗人写给怀素书法的诗歌。

来自中南大学的向彬认为，李白所作《赠怀素草书歌》不是李白所作，而是他人杜撰，但《自叙帖》中提及的草书诗分别描述了怀素草书的“形似”“机格”“疾速”等方面的艺术特征以及怀素“愚劣”的性格，本文就《怀素草书歌》作认真辨析，对这些诗歌的创作者及诗文的文献著录情况作了认真考论。

向净卿：张怀瓘书学与唐代草书

张怀瓘对于草书有独特的关注度，《书断》中“神品”所示十二位书家中，有八位是因草书位列其间，而其前后期有关“名迹俱显者”排序的变化也主要以草书这种书体为中心。唐初孙过庭、唐中张旭、贺知章和怀素为代表的草书的极度繁盛是张怀瓘有关草书美学原理的“沃土”。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向净卿指出，这种美学原理从道家思想出发，以自然为前提，以性分论、循其天性为方法，以变化无方为旨归。孙过庭的书论，以及有关对张旭和怀素的赞述也无不证明这一点。张怀瓘草书学思想可以看作是唐代草书实践在理论上的投射，法度之外，对于自由、变化的强调是其核心。

韩洋：以怀素为角度看唐代笔法的相关问题

怀素传记及其书作中存有一些与唐代笔法相关的记载，主要涉及怀素与颜真卿、邬彤等书家间相互学习、交流笔法的情形等内容。这一方面可引发我们对于当时书家群体重视笔法问题的思考，并进一步对于唐代笔法理论发展的原因进行探讨；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关注到由怀素等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笔法术语，如“古钗脚”“屋漏痕”等，开创了以自然物象喻知笔法的先例，于后世书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结合其他文献，还可对于唐代中期以后笔法传授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来自山东的书法理论研究者韩洋认为，以怀素为视角探讨唐代笔法的相关问题，不仅可以还原唐代笔法问题的一部分“真相”，也可认识到怀素作为一位伟大书家，在保存和发展唐代笔法理论中所作之贡献。

李逸峰：从敦煌汉简看早期草书形成的主要特征

通过选取敦煌草书简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设置笔形数量、起笔顺逆、收笔出锋与否、末笔出锋与否以及转折笔形书写状态等参数，并与敦煌隶书简字样，王羲之、智永、孙过庭等人草书字样进行比照，探讨早期草书形成的几个主要特征，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李逸峰研究发现：早期草书书写与隶书相比，笔形数量进一步减少；起笔顺锋增多，逆锋减少；笔形趋短与书写美化；部分保留波磔笔形；转折笔形数量增加，形态增多；连笔映带成为草书标志性笔形，尤其是连笔映带的大量出现打破原有隶书笔形组合秩序；连笔映带的末笔下行出锋的书写特征，为建立起草书书写空间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运勇：台北故宫墨迹本《怀素自叙帖》与流日残卷的考析

台北故宫墨迹本《怀素自叙帖》是唐代书僧怀素流传至今的狂草巨迹，正文为白麻纸十五幅拼接，前缀明人李东阳题“藏真自序”四字篆首并清乾隆题识，后附南唐、宋、明、清人跋文观款二十余则，藏印则星布于接纸骑缝并长卷各处，难于数计。初初看去，其流传有序矣！然是帖宋明而至于清皆有刻本行世，且与墨本逼肖，史上对墨本间有说辞，或疑为摹本。而近世乃有墨迹残卷流于日本，虽仅存白麻纸三幅为原卷之五分之一，所附宋人跋语二则亦不见于台北故宫墨迹本，从所存字迹则两本如出一人之手，殊难以高下而论之。如此则使自序帖之流传变得扑朔迷离，论者于此已多有考证，说法不一，各有理据又都有不能服人之处。

来自广西的书法理论研究者唐运勇从各卷所附跋文藏印以及正文字法差异诸方面加以考析，从中得出自家的说法。

杜纶渭：从“锥画石”到“锥画沙”：唐代草书笔法理论生成的一个侧面

“锥画石”是一种唐代楷书用笔描述，“锥画沙”是唐代草书笔法术语。“锥画沙”诸语体现草书使转、圆畅的用笔要求，其“自得”的笔法习得方式反映是唐人审美风尚的反映。从“锥画石”到“锥画沙”反映了唐代草书笔法理论从楷书笔法理论中抽绎演变生成的一个侧面。以“锥画沙”为起点的各种形象的用笔概念出自张旭、颜真卿、怀素及邬彤等书家的言论。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杜纶渭认为，唐代草书笔法理论存在着一个从楷书笔法理论抽绎演变的过程。通过对比发现“锥画沙”较之“锥画石”具有明显的唐代草书笔法要求，“锥画沙”诸语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唐代草书笔法术语。“锥画沙”等笔法术语所反映的笔法“自得”的习得方式较之唐代楷书笔法的“师授”，也是唐人取法自然以表神采的审美风尚反映。

王守民：论金代草书之创新及书家审美观之衍变

由于金代本民族文化的积淀浅薄，不足以承担统领多元化的文化，故文化上采取“借才异代”，以辽、宋文人宿儒来搭建自己的民族文化架构。他们借辽、宋文化弥补自己的缺陷，政策上主张加强与汉民族的融合。金代书法家在接受宋、辽文化时，学会了去粗取精，留取符合自己民族审美趣味的部分，加强之。在书法艺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金代书法的审美取向。金代草书作为金代书家表意达情的重要载体，其发生、发展、衍变都与前代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来自泉州师范学院的王守民认为，在研究金代草书的过程中，应注意把草书放在一个大的环境中去关照，全面地分析比较，进一步了解金代草书发展规律及衍变特征。可从怀素草书书风在金代的影响为突破口，找出金代怀素书风的特征及影响，并进一步发掘金代草书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朱燕楠：真伪之外：怀素《自叙帖》在明代的流转与鉴藏

引起来自上海大学的朱燕楠关注的是《自叙帖》在明代的收藏，书史多以“徐、陆”两家涵盖之，除此以外，此帖亦在多位明代收藏家手中流转。本文立足于基础史料文献，试对书史品评中对《自叙帖》在明代收藏情况交代不清的问题，以及收藏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并结合明代鉴藏家对此贴的评论，引以对当代草书发展进行反思。

怀素《自叙帖》是一件相对流传有序的佳作，历代备受关注，特别是在明代的收藏与品评也赢得了一致的推赞。《自叙帖》在明代经过诸多收藏家、鉴藏家之手，且在一次次流转之中，作为重要的艺术藏品，留下了诸多的临本与题跋。根据帖后跋文以及相关文史资料记载，尽可能还原出此本《自叙帖》在明代进行流传的经过，并对所呈现的人物关系进行考证。明代的评论家对《自叙帖》评价甚高，这些品评意见也可以为当代草书艺术发展提供借鉴。

宋立：草书“引带”研究——以怀素草书为例

书法之“引带”主要指点画间或字间的纤细笔道。草书“引带”有字内与字间之别。字内引带较早出现在先秦篆书中，经过汉隶继承，至章草逐渐成熟；字间引带较早出现于汉代章草之中，至今草“一笔书”的出现，则更为自然常见了。按用笔方式，草书“引带”主要分为牵绾引带、折搭引带、掠戈引带和使转引带。历来书家对草书“引带”颇有争论，主要体现为魏晋草书观念下的“引带”之争，及其“熟后求生”草书审美观下的“引带”之批评。

来自宜春学院的宋立认为，“引带”作为草书的用笔方式，它在草书中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过于运用此法难免会带来诸多弊端。只有做到合理利用此法，方能更好地为草书实践服务。

邱才桢：唐宋草书观念之转型：以关于怀素的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来自清华大学的邱才桢通过对唐宋关于怀素文献的考察，发现唐宋之间关于怀素的记载和描述有着重大的变化，唐代热衷于对草书家癫狂激情状态，书写中迅疾的时间感的迷恋，以及拟物象形草书风格的描述。而宋代的文献中，大多对于怀素的评价不高，但黄庭坚是个例外，黄庭坚阐述了怀素具体的笔法特征：“屋漏痕”“折钗股”，以此可上溯到颜真卿、张旭乃至王羲之和索靖，确立了黄庭坚在这个师承传授谱系中的地位。黄庭坚进一步认为，他本人与张旭、怀素正是数百年来唯有懂得这种笔法者。黄庭坚的这种复古而创新的观念，受到欧阳修的文艺观影响，而他的书法，尤其是草书，正是实践了他的草书观。

曾庆恩：从《自叙帖》管窥中唐时期上流社会的书法审美

怀素的《自叙帖》被誉为“天下第一草书”，是书法史上草书的扛鼎之作。来自福建省的书法理论研究者曾庆恩关注的不是该帖的书法艺术水平，而是通过《自叙帖》文字内容记录下，怀素所交游的社会名流对怀素书法水平及其现象的评价。这些评价者，在唐代怀素的时代中都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属于中唐时期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好恶去向，直接决定并引领着社会各领域的潮流动向。他们对怀素书法作品和书写现象的评论，也代表了当时上流社会的书法审美水平。

冯健：对怀素书法本体和技法的研习成为当前书法热潮

基于现代文献计量方法的理性视角，对30年来国内学术界怀素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疏理，利用文献学相关软件建立数据库，弥补传统研究无法实现的文献科学分类和量化分析。来自北京大学的冯健发现，按每隔5年的时间尺度，有关怀素生平、事迹考证的文献趋于减少，而有关其书法技法的文献趋于增多，说明对怀素人生事实的考证已趋于成熟，而对怀素书法本体和技法的研习成为当前书法热潮中的一个重点领域。根据文献主题词分布的群簇特征加之整体判断，将相关研究文献概括为6个方面，包括：人物及书法成就综论，生平、事迹与交游考证，书法技法与美学特征研究，书法比较学研究，传世名帖辨伪、考证与赏临，以及文化与史学研究。最后对未来怀素及草书理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出建议。

杨二斌：“草”、雅化、接受——关于草书的几个点性研究

来自西安交大的杨二斌以草写与正写之间的矛盾为逻辑起点进行草书的点性研究,首先以出土简牍文献佐证“草书”之名源出文书之“草”，“草书”即是“草藳”之书；接着论述杜度、崔瑗与张芝对于草书的意义，提出杜度的意义在于改变笔法并形成标准草书，崔瑗的意义在于草书点画位置关系的组织，单字笔势连贯导致“一画不可移”，张芝的意义在于“一笔书”，即笔顺先后连续问题造成毛笔书写中前后时间关系的不可逆性，进而造成草书笔势整体连贯性的确定；三者的继承关系形成最早的草书传统，草书技法的完善与古典书论的出现形成“写意”的“草书精神”，并催生书法的艺术自觉；最后简论草书的接受与传播。余论从建立草书史观念看其对于当代草书继承与发展的启示。

杨天才：当代草书创作探索与审美诉求审视

当代草书创作如何依托传统，把握草书创作内在规律，寻找草书艺术发展的崭新空间？来自山西长治医学院的杨天才认为，随着当代书法创作的深入，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变迁，当代草书创作必然地要适应时代的要求，随着时代审美的转换而转换。他指出，“法度”不是一种玄妙之技，需要靠书家的体悟才可以把握它，“抒情”主张“以情写情心。当代草书笔法的演进与整合是草书本体自我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草书的美妙在于线条变化的丰富性，以更纯净、更解放的线条来抒情写意。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促进当代草书创作尤为重要。

叶梅：怀素草法在明代的传习、阐释及相关启示

来自厦门集美大学的叶梅在研究中发现，怀素草法在明代被广为传习，这一方面表现出其作品的经典特性，另一方面则与明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明代习素者多被诟病，怀素草书的历史评价也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然而却皆围绕一词而论，那就是“古法”，溯其源头，则是“二王”法度，这一方面反映出帖学在明代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也是针砭“狂草”之“狂”的一剂良药。明代批评家们对“古法”的强调和狂素之“狂”的阐释所带来的启示，在当今草书的创作方面亦有警醒作用。

陈勇：确证怀素《自叙帖》“南昌县印”为明代印

天下第一草书”怀素《自叙帖》的真相自宋代以来即属难解之谜，被视为“千年谜案”。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台北故宫藏《自叙帖》的真赝，展开了一场“世纪大论辨”。位于台北故宫所藏《自叙帖》墨迹卷首的一方神秘残损古印，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此即“南昌县印”。杨仁恺、傅申等曾误定其为宋代官印，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几成定案。

来自北京的书法理论研究者陈勇以其所创之科学实证鉴定方法，鉴考并举，依据印学史和印鉴时代风格特征，并结合《千字文》《书谱》等大量传世古书画实物证据，无可辩驳地将此印订正为明代官印，并挖掘出其背后秘辛——“严嵩父子案”，确定了具体钤印时间，堪称怀素《自叙帖》真相研究所取得的一次重要学术突破。

刘镇：苏轼晋唐草书观念研究

来自广东暨南大学的刘镇认为，苏轼对晋唐草书的认识是辩证的，强调法与意，认为“不可学”，还要善于“存养”。但魏晋精神，一直是苏轼评判晋唐草书观念的最高标准。

刘镇在研究中发现，苏轼力倡创新，强调新意的同时也不忘楷法基础的重要性，这种辩证融通的书学发展观，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为根本的是易学之影响。《周易》的核心思想是“变易”。

苏轼作《易传》，他所讲的“自出新意”“自是一家”。他所讲“自出新意”“自成一家”正是要求自己能够求新求变，而对于“通”，他也曾直言“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非通其意，能如是乎？”所揭示的就是这种打破教条、解散成规的反朴归真的创作理论。显然，他对尚意思想的理解与认识，正是建立在“变通”思想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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