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女性曾在生产和生活上占据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政治的演变，女性地位呈现出高低起伏状态，并最终丧失独立社会地位。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社会中，女性行为规范及其活动范围，更是被给予了条条框框的限制，其地位危在旦夕。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地位才渐渐被解放。

农耕文明逐渐降低女性地位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女性的地位并不低下，例如在《国风·召南·有梅》中说道：“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再如《国风·王风·大车》中说道：“岂尔不思？畏子不敢。岂尔不思？畏子不弃。合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从这方面看，先秦时期社会仍是尊重女性追求爱情的权利，女性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铁农具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工具运用于农业，男子所具有的体能优势充分展现出来，生产关系上逐渐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局面。《易·农人》中“彖曰：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说明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以服务于丈夫为根本。而当女性自主权丧失，特别是经济权丧失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后来的童养媳、奴婢甚至是妓女，都是因为在经济上不能自主，而导致她们失去人身的相对自由。特别是当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时期，大一统局面形成，男子的自我社会优越感更加明显，女性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

儒家兴盛

妇女地位直线下降

进入汉朝，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家版图进一步扩大，汉朝皇帝为了加强统治，稳定秩序，颁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直线下降。在儒学思想中，孔子说：“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同时孟子也说：“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当这种传统随着儒学成为中国主流思想后，女性的悲剧也真正开始了。同时，董仲舒也提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并且，统治者把符合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位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称“以名为教”，其主要内容就是三纲五常，这就进一步加深、加固了男性对女性所谓“天生”服务于男性的思想，同时也加深了女性对男性所谓“天生”的顺从和归属。随着儒学的不断发展，针对女性更是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在这种情况下，“男尊女卑”社会病态也逐渐形成。

到了宋朝，各地战乱不断，社会凋敝。为加强社会秩序，以“二程一朱”为代表的新儒学――程朱理学出现，它的出现也暗示着妇女的社会地位从此消失并快速走向深渊。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大行其道，把“名教”归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三纲五常”，这就严重禁锢了女性的自然欲求。

唐朝对待女性很宽容

唐朝，经济上是一片繁荣，封建王朝更是鼎盛，男性的社会优越感更是明显，然而，在唐朝的历史上，对女性的“宽容”却远胜各朝，甚至出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在唐朝时期，因为国力昌盛，四方来贺，这就把西方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吸引过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一些新的因子；同时，儒学受到佛道冲击，主流地位动摇；再加上唐朝皇室并非纯正的汉族血脉，而是具有鲜卑族的血脉，在文化传承中，受汉文化影响并没有那么深，例如唐高祖李渊之女平阳公主就曾领兵打仗，这一系列的因素，造就了唐朝对待妇女的一种宽容。

唐朝的女性也参与政治，虽然只局限于几个特殊职位，如女巫，女冠，但在前代却是绝无仅有的。而皇室女性参政的则较普遍了，如高祖之女平阳公主，太宗皇后长孙氏，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当然最为显著的仍是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年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家庭关系上，与前朝相反的是，出现了“惧内”一族，如太宗国公房玄龄、张亮、任环，高宗时的杨弘武等，这说明了唐朝女性家庭地位的上升。同时，在家庭财产继承上，未嫁之女享有继承权，且不受“男女异长”之影响。

近代妇女地位的解放

进入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来华教士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给中国带来各种文明。特别是“新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

民国时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对禁缠足文》，劝禁妇女缠足。同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女权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女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她们追求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和参政权等，几与男子同等。但广大内陆地区仍然如旧。也就是说，虽然西方民主平等思想传入中国并且与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共鸣，但传播范围仅限于东南沿海城市，广大内陆地区并没有受到影响。这种现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根本改变，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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