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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的主体及主要发展脉络，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南宋后期，“濂洛关闽”、“周程张朱”的说法开始被人提及，后逐渐作为道统概念流传开来，清代张伯行《濂洛关闽书》、檀萃《濂洛关闽源流考》、魏裔介《周程张朱正脉》等著作更直接以此命名。民国以来，国学教科书、哲学大辞典之类的书籍大多将“濂洛关闽”作为哲学名词，作为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四个学派的合称，而加以简单的普及性解释，忽视了其作为道统概念的整体性意义。

圣人之道本于天，存于六经，至宋而有周、程、张、朱传之，而有“濂洛关闽”学术群体。濂、洛、关、闽思想趋向有别，然主旨为一，皆合儒道。“濂洛关闽”不是完全对等、互相割裂的四个学派，而是传承相连的学术群体，濂学为首创，洛学为扩充，关学为羽翼，闽学集大成。

周敦颐上承孔孟学统和《易》《庸》之学，下启宋明理学，顺应时代发展的新条件，开创了儒家学术的新形态，为“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周敦颐留下两篇哲学著作给后人，一篇《太极图说》，一篇《通书》。《太极图说》探求义理的精微，《通书》阐发学说的体系。胡宏《周子通书序略》言：“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胡宏将周敦颐与孔子、孟子相比肩，并且明确肯定了周、程的授受关系。朱熹谓：“（濂溪）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扩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传，焕然复明于当世。”以周敦颐、二程为孔、孟正传，周敦颐契合圣道，二程承续其思想，而又有所发明，遂使儒学再兴。

二程为周敦颐亲传弟子。程颐为程颢所作的《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岁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河南程氏遗书》卷三载明道语：“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周敦颐不仅影响了程颢、程颐的人生追求、精神境界，同时也开启了他们的学术之端。周敦颐令二程寻“孔、颜之乐”，实际上揭示了宋明理学所为之奋斗的共同精神方向，也蕴涵了理学的最高精神境界和人格理想。周敦颐对二程有“发端示人”之功，从程颢《识仁篇》《定性书》，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周易序》等内容中，即可以发现二程思想与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颇多相似之处、颇多发扬之处，可谓一脉相承。朱熹说：“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指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又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然语其至极，则此图尽之。其指岂不深哉！抑尝闻之，程子昆弟之学于周子也，周子手是图以授之。程子之言性与天道，多出于此。”明代刘宗周说：“《识仁篇》分明是《太极图说》脱出真手眼而一字不落脚注，可谓善发濂溪之藴。”刘宗周谓《定性书》：“此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清代施璜也说：“此篇（《定性书》）乃明道先生得统于濂溪先生处，所以反复辨明性无内外动静之分，而以大公顺应为定性之主宰也。”清代窦克勤曾把伊川的《周易序》和《太极图说》作比较，他说：“周子《太极图》，原本于《易》；程子《易序》又原本于《太极图》。熟读《易序》，见得程子只是看得《太极图》通透，有心解神会之妙，故言言皆拍合耳。”

张载与周敦颐一样，都承接《易》《庸》的思想，而又有所发明。张子崛起关中，与二程兄弟多有来往，互相发明。张载曾将《正蒙·乾称篇》中的部分内容录于学堂双牖两侧，题为《订顽》《砭愚》，以批评人的顽愚品性，使学子奋进向善。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砭愚》改称为《东铭》。程颢称道说：“《订顽》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又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朱熹将《西铭》与他所注重的“理一分殊”“太极”概念关联而论，说：“《西铭》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西铭》说，是形化底道理，此万物一源之性。太极者，自外而推入去，到此极尽，更没去处，所以谓之太极。”二程高度称赞张载，将其与孟子相提并论。程颢说：“《西铭》，颢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已后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语。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程颐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

朱熹为程门四传弟子，为周敦颐五传弟子，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是在理解、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朱熹注解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主要选取二程的思想注解《四书》，又将张载《西铭》从《正蒙·乾称篇》中分出，加以注解，成为独立的篇章。朱熹著《伊洛渊源录》，将周敦颐列于第一卷，程颢列于第二、三卷，程颐列于第四卷，邵雍列于第五卷，张载列于第六卷，记载诸人言行、事迹，从文献方面厘清了“濂洛关闽”的传承脉络。朱熹与吕祖谦掇取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著作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分类编纂而成《近思录》，是从通过思想层面确立的道统谱系。

宋代叶采《近思录集解序》：“天禧、明道间，仁深泽厚，儒术兴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关发朦，启千载无传之学；既而洛二程子、关中张子，缵承羽翼，阐而大之。圣学湮而复明，道统绝而复续。”张伯行所作《濂洛关闽书》原序：“宋兴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间，张子笃志力行关中，学者与洛人并。迨至朱子讲学闽中，集诸儒之成，而其传益广。于是世之言学者，未有不溯统于濂洛关闽，而以为邹鲁之道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两人序言皆谓濂、洛、关、闽传承相连，濂学为首创，洛学为扩充，关学为羽翼，闽学集大成，为儒学之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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