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梁

元结，字次山，唐代文学家，曾经两任道州刺史。在道州期间，写下了不少诗歌和游记散文，作品洋溢着对道州山水的热爱，也充分表露出为官须正义，爱国亦忧民的情怀。尤其是《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首诗，更为体现诗人的民本思想。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元结受命于道州刺史之职，当时，道州因“安史之乱”后患，原有四万多户人家的繁华道州，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满目苍凉，生灵涂炭，而官府的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减，困苦不堪的百姓哪里还有活路！诗人在他的《舂陵行》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诗人选取了“大乡”、“大族”他们尚且只能以木皮草根为食，小乡小户的困苦境况就更不言自明了。“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两句，活画出被统治阶级苛剥殆尽的百姓奄奄一息的羸弱形象，舂陵行使诗人看到了民不聊生的惨状，感受了路有尸骨的悲凉，也表达了他对百姓疾苦的深切怜悯和同情。同时，舂陵行又使诗人深刻感到了一个地方官吏肩上的重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应爱民，不能让老百姓贫穷如洗，不能让老百姓缺衣少食，更不能让老百姓流离失所！

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提出“仁者爱人”和“节用而爱人”，后来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政”理想，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以“民为本”。在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这种虚幻的仁政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统治阶级的挥霍无度和生产力相对滞后的尖锐矛盾，是那个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官吏们的横征暴敛，搜括民财便是每一个封建朝代司空见惯的事情。元结所处的中唐时代，经安史之乱的折腾之后，盛唐时期的繁华景象已经一去不复存在，要满足日益增长的皇室和官场需求，已经是当时那个社会中百姓无力承受的重负，因而“官凶于贼”的政治现实就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此时的元结任道州刺史所见到的官吏对老百姓财物的征敛，则更是如狼似虎，令人发指。作为一个正直廉明的地方官员，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家，作为一个世代受仁政思想熏陶，深切同情怜惜百姓的元氏子孙，怎么能不感到愤慨和痛惜呢！于是他在另一篇《贼退示官吏》中写道：“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斥责这类官员“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官吏比盗贼还凶狠，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活下去呢！他要求统治阶级必须施行仁政，他在这首诗的开头提出“井税有长期，日晏犹得眠”，轻徭薄赋是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也是元结“仁政”的基本思想，他认为不超过百姓的承受能力，老百姓没有额外负担，就是年岁太平的重要标志。

元结对统治阶级的抵制，本身就有身陷囹圄的危险，但他却置之度外，坚持为民请命。他在诗的最后表明“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做那种残害百姓，取媚于上的事情，这是对统治阶级征敛无期的抗议，也是他认为为官者必须具有的品行。

元结不仅有“敢言”的勇气。同时也有“敢做”的志气，他不畏闲言碎语，秉直向代宗皇帝呈写了奏折，请求减免道州百姓税赋。

元结在另一篇《道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凡刺史若无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肃下，若不明惠公直，则一州生类，皆受其害。”在元结看来一个地方官除了要具备当官的一般才能之外，还要有明辨是非的眼光和造福一方的本领，更要有敢于为民请命，负险抗争的胆略和勇气，当上司的要求与百姓的承受能力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要敢于挺身而出，宁可得罪上司，也不能残害百姓。为官者必须爱百姓，为官者必须安百姓，同时为官者还必须富百姓。元结的这种为官理念，超越了那个时代，他把自己的人生追求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也把传统意义上的民本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理论高度。元结所处的时代离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元结的民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镜鉴意义。

为了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元结在道州为人、为文、为官情况，历史人物传记书稿《道州刺史元结》，已付梓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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