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帖临碑意如何，寒窗苦守梦亦多。

自七岁入学习书，弹指间，已是五十个春秋。五十年来，我把书法当作人生伴侣、追求，苦乐相伴。

我的老家在农村，村名叫毛竹园。由于村庄四周皆是毛竹，可以遮风挡雨，故得此名。那里有很美的田园风光。一条小溪穿村而过，直流进潇水，再转过几道弯便融入了湘江。儿时我就在这潇水河畔读小学，启蒙老师是旧中国过来的“老八股”私塾先生，我的写字启蒙就是从这位先生学柳体描红开始。那时一个班十来个学生，老师批改作业是在写得好的字上圈上红圈。由于我的字写得好，作业本上满是红圈，就像春天里的桃树开满了红花一样。我的父亲在旧中国读过一两年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八十高龄还能写蝇头小楷，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金色的童年。

正值中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夜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年少无知的我也被卷入那场灾难之中。写大字报，抄毛主席语录，写“毛”体，办黑板报。“文革”十年荒了学业，毁了理想，庆幸的是练就了写字的水平。我爱好草书就是从学写“毛”体开始的。七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回乡干了一年多农活，就被推荐当上了村小民办教师。1975年，由于我教学能力等各方面表现好，被推荐到湖南一师学习。在这所学校，我不仅了解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伟大抱负，也更多地读到了毛泽东的书法，进一步萌发了学习草书的兴趣。那时书店里的字帖只有新魏体和仿宋体，我的美术老师蒋后雄先生见我酷爱书法，便特地送给一本旧版的《兰亭序》字帖给我学习，这对我影响很大。1984年我到了县城工作，由于环境的改变，我结识了蒋贤哲、汪竹柏、张平静等本地的书画家，受益匪浅。1986年我的草书作品已崭露头角，参加了省里的一些重要展览。1987年10月草书条幅《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入选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那时全国写大草的作者不多，因此我的草书引起了评委的注目。1989年2月，经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会审定，我被批准成为中国书协会员。时年35岁的我，成了永州书坛的新闻人物。

时光进入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使全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经济的发展，必定带来文化的繁荣。这时全国书法活动风生水起，我也在思考怎样弘扬乡贤怀素草书艺术，做大本地文化文章。1991年3月我受邀参加绍兴“兰亭书法节”活动。第一次在兰亭博物馆见到了明清大家王铎、傅山、祝枝山等的作品真迹，令我肃然起敬。回来以后，我就着手策划全国性的书艺活动“92’怀素书艺研讨会暨草行书作品展”，原中国书协副主席刘艺说这次活动对“全国的草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也得以见到全国诸多草书名家的作品，更加开阔了视野。

水远山长看鹤去，天高地阔任君行。1997年9月，我调区文联工作。文联虽是清水衙门，但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适合艺术创作。我的第三个斋号

“半闲堂”由此而生。2001年元月，我当选为市书协主席。如何把永州书法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打造出一个书法群体，深感担子的份量。永州不仅产生了怀素、何绍基两位书法大师，而且古代石刻书法众多，弘扬永州书艺，使永州书坛后继有人，就靠我们一代一代的书法爱好者努力去做。任书协主席的八、九年，我策划了“永州书法晋省展”、“墨舞大湘南”、“永州风、惠安情”等活动。出版了《当代永州书法作品选》，办起了书协自己的报纸，参与编辑了《永州石刻拾萃》一书。我把书协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东奔西呼，全身心投入。

我最喜欢干的家务活是拖地板，那正是练笔的好方法。那气冲神足，点画狼藉的线条不正是草书吗？创作时偶有会心之作，高兴得简直要搂着老婆跳迪斯科。创作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也是非常有乐趣的事。昨天的字今天看了不行，今天的字明天看了又不行。一把把地撕，一捆捆地烧，既费财又费神，但我依然乐得其然。2002年我在五十岁生日举办草书个展时，天降大雪，地冷天寒，各地书友不畏冰冻严寒前来观展祝贺，一种“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令我感动。

承传统而不僵古，求创新而不狂怪。不受时流左右，不看别人的脸色写字，不违心地去阿谀奉承，这是我的创作观。实际上，创作观是人生观的反映。有人说我有傲气，我承认。殊不知我的傲气是缘于对世俗的鄙夷。我喜欢的东西拥抱到底，一意孤行，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也许与我与生俱来的性格有关吧！

二十年前有老师对我说，草书是最难驾驭的，弄不好一辈子出不了。年轻时不理解，几十年实践证明，草书非功力、才力、性情不可。怪不得历代草书大家寥若晨星。在我五十岁生日个展时，铁舟道友风趣地对我说：“写了几十年，笔成冢、纸成山，搭进了半条命，还只搞了这么点鬼东西。”呜呼，艺道之艰辛，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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