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从小到大,母亲说过,哥哥也说过,每次听的时候,引得我泪眼婆娑。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母亲说,由于天旱,那一年,田地里颗粒无收,父老乡亲乞讨的乞讨,逃难的逃难。父亲当时在怀化榆树湾参加枝柳铁路的建设,得知家里没有粮食吃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托人从榆树湾捎来30元钱和几十斤粮票。母亲收到钱后,不知道这缺衣少吃的日子究竟还有多远多长,就与奶奶商量了一番,决定脱下哥哥源流身上才穿了几天的红毛线衣拿去变卖,换一担红薯丝回来过冬。红毛线是父亲寄回来的,母亲见哥哥老大不小了,也想让他在同龄人面前神气一下,就手脚麻利地赶在天寒地冻时给他编织了件开领毛衣,哥哥穿在身上嘚瑟得很,家里的事也总是抢着做。那时,哥哥还不到19岁,正与嫂嫂处在热恋中。
红毛线衣穿在哥哥身上,撑托了哥哥的英俊和潇洒,哥哥也就很珍惜这件来之不易的红毛线衣。当母亲与他说明原委后,哥哥十万个不愿意。惹得母亲脾气来了,一击雷霆万钧的耳光打去,哥哥脸上留下了五道紫与红的印记。奶奶看不过去,搂住哥哥恸哭起来说:“崽吔,你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你爸爸寄来的钱,我们暂时不能用,这苦日子还晓不得挨到那一天。如果实在穷得没有出头的日子了,再拿着你爸爸寄来的钱,去找他过城里的好日子。”哥哥边哭,边用仇视的眼神瞪着母亲。奶奶看出了哥哥的不舍,开导说:“崽,要恨,你就恨我,是奶奶没用,要用孙子身上穿暖和了的毛线衣去换吃的。”说完,奶奶伸手抽自己的脸,吓得哥哥连忙跪在奶奶面前,一家人顿时哭作一团,哀哀的哭声,若干年后,被父亲写进了回忆录中。
哥哥的红毛线衣被母亲拿到三角塘一户人家变卖了后,就要去买红薯丝。这时,有人说,新田是个产红薯的大县,红薯丝也特别便宜,很多人都到新田去买红薯丝度饥荒。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买红薯丝的任务自然落到哥哥的肩膀上。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母亲特意煮了几个鸡蛋、红薯和苞米让哥哥带在身上,临走时,还让哥哥喝了碗胡子酒,送到三岔铺,再让他随母亲的表妹夫毛朱斌一同踏上通往零陵地区新田县的遥远路程。
从我的老家到新田县城步行有多远?直到如今我都不敢去想、去算,只能让那漫长的、铺满荆棘的弯曲路变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记忆。
姨爹毛朱斌曾经在粮库工作过,应该算是一个做买卖的熟稔里手了。据说,他带哥哥在新田县城买的红薯丝又干又白,价格也挺实惠。那时天气干燥,为了节约钱,两人挑着红薯丝早早地出了县城,一路紧赶急走,好不容易到了庙前村。庙前村离家只有几十里的路程,毛朱斌这才松口气对哥哥说:“吃个红薯,找个地方睡一觉,反正快到屋了。”哥哥也走疲乏了,脚板上还打了几个血泡,疼得厉害。两人便找了丘干裂了的水田坐下来休息。毛朱斌找根刺帮哥哥挑了血泡,两个人就啃起硬邦邦的、冷冰冰的红薯。
毛朱斌的算盘打得蛮好,毛笔字也写得漂亮。他对哥哥说:“你老子在外面当国家干部,你最起码在生产队也要弄个干部当当。回去后,我教你打算盘和四舍五入,先从保管员做起。”哥哥听了,点点头,从布包袱里拿出一个鸡蛋递给毛朱斌,毛朱斌也不客气,拿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后,抱着一捆干稻草倒头就睡。一觉醒来,眼看要天黑了,两人各自挑了红薯丝往家的方向走去。
走到马家桥,让他们诧异的是,在这个本来就干枯的季节,原本无水的河床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竟然汹涌起来?他们没有精力去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饥饿的年代与任何人无关,有关的是什么时候才有救济粮发。
河水漩着窝,在简易的木桥下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让人觉得胆寒。
马家桥,是一座用各种杂木铺设的简易木板桥,没有扶栏,仅容一个人通行。桥下,用野木做成的五个极不扎实的桥墩,好像风一吹,桥就有随时坍塌的危险。这样的桥,在我的家乡随处可见,因而,我的父老乡亲也是司空见惯了的。
哥哥率先踏上摇摇晃晃的木桥,木桥在脚下微微颤抖。年轻的哥哥毫不顾忌这些,只想把红薯丝安全地挑过河去。却忽略了姨爹毛朱斌有眩晕症的毛病,当他看见毛朱斌挑着担子双腿打抖,颤巍巍地小心行走时,凭借着身强力壮的身体,要过去帮他挑一肩,就在刚要再次转身上桥的瞬间,正在小心翼翼行走的毛朱斌突然一个踉跄跌扑在地,两个箩筐跟着从扁担上滑了下去,雪白的红薯丝不是随水而流,就是被漩涡卷走,眨眼间,一担红薯丝没了踪影。哥哥赶紧跑上去扶起毛朱斌,毛朱斌见赶了几百里路挑回来的红薯丝全部被水冲走了,顿时号啕大哭,这是他一家八口人过冬的口粮啊,没了口粮只有捱死!哭完了,毛朱斌要从摇摇摆摆的桥上跳下去寻死。哥哥急红了眼,硬生生地把悲天呛地的毛朱斌抱下桥来,他不知道如何安慰毛朱斌,只好说道:“姨爹,你的红薯丝没了,我这里还有一担,分一头给你。我娘和长婆姨娘问了,就说红薯丝价格涨高了,所有的钱只能合起来买一担。”毛朱斌摇摇头说:“你屋里也有好几张嘴巴等着吃,我不能要,还是死了算了。”说完,又要挣扎着去跳河。哥哥死死地抱紧他说:“我爸爸从怀化寄回来钱和粮票,我娘舍不得用,红薯丝是用我身上穿着的红毛线衣换来的,我可以做主给您。您放心,我不会乱说。”话说到这份上,毛朱斌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点点头,沮丧着跟在哥哥身后,从此,落下了咳血的病根。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好日子随着春风而来,幸福的花朵在日新月异的今天绚丽绽放,每当想起故去了的哥哥,母亲就会反复地说起这个故事。每次,她都会在长长地叹息声里一字一句地叨唠道:“当初,如果不把你哥哥穿在身上的红毛线衣取下来卖掉换口粮,我们一家只好忍饥挨饿!”母亲说的时候,眼角留下了浑浊的泪水。
我想,这时的她定是在遥想过去不堪回首的岁月,还有思念61岁的哥哥,像小孩般温顺地躺在她怀里永远闭上眼睛的瞬间,以及被她一巴掌打下来的红毛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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