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权先生是个聪明人，始而从教，继而从政，间隙写点诗歌，在诗界早就小有名气。退休之后，一个华丽转身，忽儿进入书界，同样弄得风生水起。近日又听得朋友传闻，说他接二连三，井喷般在《永州日报》发表关于女书的文章，颇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找来一看，果不其然。对于国权先生老而弥坚，笔力仍如此强健，深为感佩。

女书的集结地是江永，而江永不仅是国权先生的出生地，且是生活工作多年的地方，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及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民俗风情，早就了然于心。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自然也会引起当时作为江永宣传文化部门掌门人的国权先生的倾情关注。在清澈明丽的永明河畔，在女书传人所居住的一些村落，他不知踏访过多少次，其目的自然是为着探寻女书的奥秘。我猜想国权先生在当年的探访过程中，一定有所收获，并积攒了不少有关女书问题的思考。后来因工作调动，他带着这些思考离开了江永。离开江永并没有离开女书，女书风姿绰约的书写方式，已在他脑子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转眼数十年过去，国权先生蓦然回首，忽然发现自己与女书之间的情缘，竟丝毫没有被岁月的风雨冲淡。不仅如此，反而觉得随着阅历的增多，思维和视野更为开阔，对于女书的认识亦似乎更为透彻和深入，于是内心里一种莫名的冲动油然而生，居然一鼓作气，便有了《永州日报》连篇累牍大块文章的面世。

国权先生这一系列文章，我的感觉，绝非是一时兴起的无准备之作，字里行间，隐藏着他对于女书多年的思考和见解，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他对于故土文化传承的一份执着与责任。洋洋洒洒数万字，有种淋漓尽致的洒脱，更有种完成夙愿的痛快。

作为永州文化人，女书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话题。永州传统文化遗存甚多，但女书因为以一种世人从未见过的文字形式出现，理所当然博得了国内外文字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于是以女书为课题深入江永考察研究者络绎不绝。这些人关注女书，实在是女书的出现太让人惊喜莫名，甚而不可思议。他们一次次在江永的一些村落中，在永明河畔的一些弯弯扭扭的田塍上，反复地寻找，可谓煞费苦心，但他们寻找到的不过是女书的外在造型，对于其成因及其起始节点，至今仍是各说各话，无法形成定论。国权先生作为伴随女书一路同行多年的本土文化工作者，本着一种探索精神，亦企图在这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以为此种精神实为难能可贵。

国权先生在他文字中所表露的观点，看似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绝非心血来潮的臆想，一种文字的形成，不是一个短暂时间段所能解决得了的，必定是经过历史的长期积累，那么民间所谓九斤姑娘说，胡玉秀入宫说，盘巧姑娘利用爱犬报信说，不过是一些热心人的编撰，可信度并不高。看来国权先生是比较倾向于母系氏族一说的。历史浩若烟海，尤其上古时期，一切均扑朔迷离，我们后人任怎么去推想都不为过。试举“女儿国”现象为例，我相信原始先民族群中是曾存在过的，何新的《诸神的起源》，其中就说到远古时期曾有过一种非常奇异的两性隔离和性禁忌制度，实施这种制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生存——凡狩猎或紧张的经济活动期，为形成合力，将女性隔离于不易登临的河洲上，给她们提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或许就是所谓“女儿国”的原型。但这是否是母系氏族的遗存呢？不得而知。后来《诗经》上倒是出现不少对于这种现象的描述，诸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等等，可见事情是真实存在过的。我一向认为，永州潇湘这块古老的土地，因有南岭作屏障，自然而然成了历史长河中一处神秘而诡异的港湾，中华5000年文明史，不知在此留下了多少文化沉积。或许“女儿国”现象作为历史碎片，悄然在这块土地上沉落并扎下深根，也未可知。

我极赞成国权先生“女书与女人生命相连”之说。一部中国历史，说到底只是一部浓墨重彩书写男人的历史，没几页是涉及女人的。一直以来，世上的男人都不屑于去理解女人，他们视女人为附庸，为隶属，为衣物，女人为此感到了压抑，感到了苦闷，感到了人世的种种不平，她们渴望发泄，渴望倾诉，渴望理解，渴望同情，渴望得到世界的承认，渴望有平等于男人的话语权。可是，以世界之大，却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听听她们说些什么，历史似乎忘记了她们。

于是，就有了女书。一些不甘寂寞的女人群落，她们凭借自身的聪颖、执著与细腻，于男人的世界之外，大胆开辟了一个纯粹女人的世界，并且在男人的眼皮底下，在历史悄然前进的步伐声中，一边精心描绘女红，一边创造出一种温润委婉，完全属于女人的私密文字，代代沿袭，一直沿袭到今天。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女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以悲情为主，正如国权先生所引用的一些唱词描述的，女人的生活中无处不是坎坷，无处不是辛酸，无处不是血泪，女书书写的实际就是女性的悲情史。今天，当我们在欣赏女书之美的同时，千万不要忘却女性同胞艰难困苦的生命历程。

从国权先生的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女书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甚至不乏自己的发现，他所说“女书女人，物我相融”，“女书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和女人的生活、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以为非常精当。因之国权先生的笔触，几乎深入到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女红、斗牛、乞巧、花山会、哭嫁等等，使我们轻易就能看到女书与江永当地习俗的全方位风貌。对于其中的一些项目，我亦曾有所关注，譬如女红，我一直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女人毕其一生要做的一项工作，说得恰当一点，简直成了她们生命的一部分，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女人如果缺失女红这门手艺，那她的生命必定是有缺陷的，起码是不正常的。一个姑娘要出嫁，半年甚至一年前就得关起门来，由女伴相陪，没日没夜赶嫁妆。出嫁那天，不仅是作为一位新娘向世人展示自己全新的形象，同时也是展示自己女红的绝好机会。一定程度上，人们甚至从女红的多寡优劣，就能对新娘是否心灵手巧，是否会持家，乃至为人处世等等方面作出判断。所以严格说来，女红是女人在世上立脚的跟基，纵观江永一些女书传人，没有哪一位不是女红的巧手，所以有人甚至认为，或许女红与女书，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国权先生由女红铺展到花山会，乞巧，斗牛等民俗活动，这些活动如今看来，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女红，实际内容却是女书。展示女红的目的在于展示女书，而展示女书的目的则在于展示女人的存在感。我觉得国权先生将女书融汇入习俗之中，然后借习俗来渲染女书的手法巧妙之极。像斗牛节，我的看法与国权先生大体相同。别处的斗牛是真斗牛，是男人上场，展示男人的孔武与胆魄，江永何以全是一色女性登台，展示的项目与斗牛风马牛不相及？这或许正如国权先生所说，江永初始阶段的斗牛节，应该也是男人们的节日，但是江永这个地域因为有女书的遗存，而女书对女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犹如磁铁，强大得几乎成了她们心中神圣的图腾，于是，她们在这个本属于男人的节日，不甘只当看客，只当陪衬，决心以女性的特殊方式，向世人一展自己的潜能，久而久之，此举居然赢得了历史老人的青睐，后来历史老人把本该对准男人的镜头，转而对准了女人，渐渐，女性凭借她们神秘的女书信仰完全占据了这个舞台，并流传至今。

国权先生作为从江永走出来的本土文化人士，对女书的理解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是理所当然。国权先生与女书的情缘，与江永这块故土的情缘，其实多少年来，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稍有疏离，摆在案头的这些闪烁着情感火花的文字，便是例证，同时亦算得国权先生心血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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