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贤是我小时候隔壁家的女孩，比我小一岁，说话的时候不多，咧咧嘴就算是笑了。

小时候，父亲在矿上坐办公室，工资不多，时常出差。那时候，出差给矿上办事不仅很辛苦，出差补助也根本不够自己的吃住。每当父亲发工资的时候，也是我家还饥荒的时候。妈妈去还饥荒的时候我总是要跟着，去得最多的家还是永贤家。

永贤的爹是矿上的采煤工人，大个，白净壮实。那时候，井下工人有粮食补贴，每班中间餐还发两个大大的面包。一般工人们都不舍得吃，总会省下一个拿回家给家里的孩子吃。所以，虽然永贤家比我们家孩子多出一倍，但是家境着实比我们家好得多。永贤的妈妈个子不高，黑瘦，永远是笑笑的模样，没看过她打骂孩子。永贤长的像她妈，细细的月牙似的眉眼，一咧嘴就像一朵开放的花儿。

永贤在家里排行老六，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在家里的孩子中属于姥姥不亲舅舅不爱那波的。永贤家除了她爷爷，没别的闲人帮她梳小辫，所以永贤总是留着齐耳的短发，也总是在头顶上把头发分成一条弧形的缝，用头绳扎住那多出的头发。那撮头发短的时候就支楞着冲着天，长点的时候就耷拉着，有点像个打蔫的茄子。

我和我姐差三岁

，两个哥哥还要大，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唯一的玩伴就是永贤。永贤的妈妈不工作，永贤不怎么带弟弟妹妹，大半的时间跟我玩。

那时候，没有可玩的玩具，身边的花花草草、泥土石块、树枝枯叶、针线布头皆可玩上半天。永贤从来不主动要求玩什么，只要我说玩什么她就跟我玩什么，跳格子是我俩常玩的。

我们住的是矿上的公房，公房都是那种一排排的平房。我家和永贤家都是是老少房。就是厨房在中间，两边一大一小两个带火炕的屋子的房子。通常老人和比较大的孙子女一屋，父母和较小的孩子一屋。永贤有个瘸腿的爷爷，拄着双拐，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姐姐，走路一拐一拐的。最大的哥哥姐姐都到了上山下乡的年纪，所以她们家的房子有三个带炕的屋子。每次去她家都玩的开心，难得有一间我们自己的屋子玩，即便是玩疯了、嬉笑声冲破了天也碍不着谁。矿区的周围不是山就是河，矿上的孩子们都野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永贤不野，晚上从来不出家门，白天也不去远处玩。跟永贤玩，多半只在家门口跳格子。在松土地上画格子我们都用枯枝类的小木棍，但是在硬地上就画不明显。我们家门前的空地是一米多宽的人行路，硬得很。一般大孩子们总是到离家远点的山坡地、河边去捡化石—一种乳白色的、质地软的石头，用化石画跳格子。化石在硬地上画出的白白的印记，玩几天也还会清晰。

夏末秋初的时候，空中飞起了蜻蜓，我们那儿的大人孩子都管蜻蜓叫蚂蜓。

小时候的蚂蜓感觉好傻，我们站着不动时，时常的就会有一两只蚂蜓落在肩膀上。轻轻的、匀速的移动手指，到了蚂蜓的翅膀边猛地一抓翅膀，就会抓到它。那时候，每家的小孩子们都喜欢逮蚂蜓给自己家鸡吃，夏天的时候早早的就做好了蚂蜓套子。好的蚂蜓套子，是用硬铁丝崴成一个大茶缸子口大小的圆圈，再在圆圈一周缝上个布兜，然后绑在大约两米来长、拇指般粗的蜡木杆上。蚂蜓多的时候，妈扛不住我的吭叽，给我缝了一个蚂蜓套子。永贤家里没人给她做，她也不要。

那时候我们套蚂蜓可是有瘾，套住一只都会兴奋半天，相互比谁逮的大、谁逮的好。平常我和永贤就在自家周围套的蚂蜓，我套一个就掏出来给她，她把蚂蜓串到草秆上拎着，跟在我身后。

深秋的时候，家周围的蚂蜓不多了，我和永贤就去河边套，那里蚂蜓多的一片一片的在空中飞。蚂蜓多了，一个套子套不过瘾，我俩找了一根稍部带叉的蜡木杆，做了一个粘蚂蜓的“套子”。只要那丫口处缠上足够的蜘蛛丝，就能粘住蚂蜓。

那一年，矿里小学寒假快结束的时候，哥领我去了后院的左老师家。那个左老师一副蜡白的脸，看着娇小瘦弱，两眼稍子微微上挑，秀气端庄，有点像京剧里的脸谱。没感觉出来她比哥大多少。回答了左老师的几句问话我就回了。路上，哥说左老师是知青，才招工回矿，现在还只是代课老师。哥还说左老师给我登记下名了，学校编完班我就能上学了。

哥的话让我忐忑，让我兴奋。那几天睡不着的时候总想着我那个未来的学校、那个陌生的班，总是想着被编在左老师的班里，总是想着永贤咋办……渐渐的，我的学校、我的班、我的同学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家搬家到了比矿区周边农村还远的火药库，就再没和永贤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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