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斌一、钓者非觉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素缟银装的山峦就像千万座高墙挡住了飞鸟的信息，雪封下所有的路径也失去了人的踪迹，此时的柳宗元在这种凄美孤寂的世界里，独自乘着孤舟披着蓑衣，垂垂老矣之中，却不甘心地在等待着钩下的收获，这一钩，钩上来的也许是春的信息，也许是一世的寒意，也许是永远的也许。柳宗元的这首‘江雪’，给予人的是一种凄美，是一种挣脱宦海沉浮后的绝世的凄美；给予人的是一种寒意，是一种仕途失意后的孤寂的寒意。然而，在凄美与孤寂的背后，难以掩饰的却是他脱离世俗凡污后，仍然对政治革新心存幻想、对仕途舞台仍有不甘的执念。仕途平步、忠君爱国，这是古代有识之士普遍的人生目标与价值理念。因此，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柳宗元，虽然也难免庸俗、难免愚忠，难免会有一个钓者的心态，但我们也不能说是他的错，只能说是时代的造化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觉者，只是一个力争上游的官者、只是一个想要为国为民做些实事的改革者，只是一个对封建皇权仍然心存幻想的钓者。虽然如此，但是他的诗文却在此境遇下得以超凡脱俗，在此执著中得以流芳百世。与花草为友、与农人为邻，修身养性、怡情诗文，在这种更接近山水，更接近自然，更接近底层百姓的境遇中，柳宗元才会有更为切实的创作灵感与创作感情，并有幸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成就了其不朽的诗文创作。“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如果仅从文字上来看柳宗元所写的诗，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他的诗只是普通的描写花草、景色与心情的诗，而其实并非如此。柳宗元所写的诗表面上看是在写自己远离繁华后的生活与心境，其实它的真正寓意是在影射当时社会的黑暗，着意突出当时阻挠政治改革的保守派，追求名利、如蚁附膻、不择手段、排斥异己、不顾百姓的死活的嘴脸。柳宗元执意跟随王叔文推行政治革新，这对国家、对人民虽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这种政治革新却触犯了许多旧官僚阶层的利益。最后在旧官僚利益集团的排挤下，改革无疾而终，参与改革的人纷纷被贬，去了远离繁华京城的蛮荒之地。但是，永州的山水、朴素的农民，却给柳宗元的诗文注入了清新的风格与钓者的风采。二、诗人非圣人“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在被贬的日子里，柳宗元虽然远离权利的中心，与山水诗文为伴、与鸿儒雅士为朋，不亦快哉、不亦乐乎。但是，由于其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救国救民的才华无以发挥，所以，他在举觞之时，心灵之伤却难以愈合；他在酹酒之际，内心却在祈求神灵的垂悯、期待时事的转变。“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从这几句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柳宗元在仕途的低谷中，却始终期待着春的消息，期待着重回京师，实现自己政治革新的抱负、实现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与勤于政事的心愿。机会终于来临！经历了十年的政治蛰伏与山野诗情的陶冶，公元815年，柳宗元终于等来了天朝的诏书，命他火速回京面圣。此时的柳宗元如同久旱逢甘霖，在难掩内心激动之时，他挥毫写下“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的旷世佳句。然而，诗人的激情与改革者的赤诚，却不堪命运的捉弄。由于武元衡等旧官僚利益集团的排挤，柳宗元再次被贬。与十年前被贬有所不同的是地点的变幻，永州与柳州之间的演替。经过这次命运的相戏，柳宗元的一腔热情再次遇冷、一番作为的心再次遭到沉重的打击。“为问经世心，古人难尽了”，这两句诗就是当时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那些拿着朝廷俸禄，而不为百姓做事，搜刮着民脂民膏，却反对政治革新的保守派，是柳宗元难以实现政治改革与人生抱负的最大障碍。然而，柳宗元是诗人，诗人大多情感丰富，尤其是像他这种出身书香之邸，不谙世俗之道，书生气又较足的诗人，难免对封建皇权还抱有幻想，对统治阶层还存有一个钓者的心态。柳宗元非是圣人，是凡人，是凡人就难以放下内心的执著，所以，他想干一番事业，干一番为国为民、经世济民的改革事业，也理所当然地在情理之中。不过，柳宗元是一位有感情、有真念、有善心的凡人，所以，他的创作有着丰富的土壤，所以，他的诗文更是能绽放出真挚精美、隽永清秀、耐人寻味的奇葩。三、大家非小家家之大者，虽眼中尽是山水风云，但其心中却忧国忧民。虽下笔千言，但文行墨走之际，却难掩内心的忧虑与一腔的抱负。“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柳宗元的散文可以说具有大家的风范，但之所以被称为“大家”，不只是因其文笔工美，文章清秀，更是由于其人虽在山水之中，但其心却牵挂着社稷与百姓，所以再幽邃的人间仙境，也无心久留；再优哉游哉的日子，也只是匆匆的记之而去。家之小者，眼中亦是山水风云，但其心中却自得自喜。下笔亦千言，但文行墨走之际，却难掩内心的自私自利。“小家”写得更多的是自身的感受，因此其文章如同小家碧玉。“大家”写的是更多人的得失、兼顾的是天下人的利益。因此其文章光炳千秋。柳宗元是公认的散文大家，也正因于此。从“种树郭橐驼传”中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的散文所讲述的不只是郭橐驼种树的经验，更暗喻着为官之道与政治革新的主导方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只要按照百姓的需要为他们提供服务，为百姓的幸福生活去铺平道路，为百姓的利益去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就是济世救民的最好途径。家之大者，为国为民。柳宗元不仅是散文大家，而且也是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与改革家。柳宗元政治革新的主张更多的是在维护百姓的利益，其中他的赋税革新中就提到“关心民生，反对苛政”。在他的《捕蛇者说》中还提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虽然柳宗元被贬南夷之地。已经失去了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但是他借用自己的散文，借用自己在当时文学界的名气，借用孔子的话和蒋氏的遭遇，为底层百姓的利益而疾呼，为被盘剥的百姓而鸣不平。家之大者，借物讽人。“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柳宗元的《黔之驴》文章虽然无华，但是其寓意却深远，他将驴比作朝中尸位素餐的官员，将好事者比作是掌握实权者，由于实权阶层的不明事理，而将无能的官员安排在不该待的位置，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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