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德东汉双耳陶杯俯视图东汉双耳陶杯底部图当我审视这两只东汉双耳陶杯时，脑海里曾做了N个设想：如果不是当年零陵县第四中学那个名叫陈厂谷的人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写的一封信；如果不是当年那些建筑工人们觉悟较高，立即暂停并给予所发现文物的及时保护；如果不是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立即派时年二十五岁的周世荣赶赴零陵进行查勘；如果不是后来省、地文物专家的通力合作，认真发掘及仔细考究，那么，这两件东汉双耳陶杯连同一起出土的诸多陶器、铜器、玉器等，都有可能被损毁，或散落到民间。那是1956年2月底，零陵县第四中学拉开了扩建运动场的序幕。在扩建施工时，施工方发现了一座古墓，于是层层上报，到达省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出的专家周世荣，在零陵地区文物工作者的陪同下，立即对现场进行清理发掘。从现场发掘的痕迹来看，是个偏南北向的长方形砖室墓。那些砖带有许多X形的几何形花纹，如同浓缩的历史皱褶，既精美，又深邃。根据群众的反映，考古专家们在两天时间内就陆续发现了暴露在地面的古代砖墓24座，这些发现令他们感到惊讶和欣喜。他们按照发现的顺序进行编号，把第一座大型古墓编号位零文MO01号，在它的墓室内，出土随葬品大小共126件。其中，在墓室封口处，出土了一批陶器和金银器。而陶器包括陶遏九个，双耳陶罐两个和陶钵一个。后来，专家们觉得那两个双耳陶罐浅而敞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更像杯子，于是改名为陶耳杯。当我见到这两只东汉双耳陶杯时，已经是在它们重见天日六十年之后。在永州博物馆展厅颇为幽暗的环境下，一束射灯照在它们疲惫的躯体上，如同在漫长的隧道里，聚焦两粒闪光的矿石。那种感觉难以言状，彼此相距似乎很远很远，令人无法触摸；却又似近在咫尺，能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心跳。在我看来，这两只陶杯更像现代社会的小碗，有两只耳朵，显然是为了方便把它端起来，而且从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来看，需要双手端起来的杯子，主要用途是喝酒。考古专家善于归纳，也善于解释，他们根据国内众多的出土实物，把耳杯的前世今生搞了一个清清白白：耳杯，又称羽杯、羽觞，造型上为扁椭圆形，弧形壁，浅腹，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耳。它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以后就很少见到了。耳杯的材质包括青铜、漆、陶、玉，它的用途是除了饮酒，还可以作为盛放蘸料的盛器使用。考古专家之所以敢这样断定，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文物可以佐证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底部，分别绘有“君幸酒”、“君幸食”的铭文，意为请君饮酒、请君进食。《大汉楚王与南越王》展出的徐州黑头山汉墓中的铜染炉上面就是一个用来蘸酱料的耳杯，也说明耳杯是当时的一种食器。说到耳杯的饮酒用途，还可以扯得长远一点。中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外。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人们就创造了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酿制黄酒。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从蒸馏技术中发明了白酒，刘向在他的《战国策》中记载很具体：“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产生并广泛流行耳杯。我想，那种时尚应该跟今天流行智能手机一样，是值得人们追逐的。其实，当时还有另一种酒杯——“爵”，只不过是由青铜铸成，因为纹饰繁琐，造价昂贵，拿在手上比较沉重，所以一般作为一种礼器，在祭祀、典礼与外交活动上使用。而耳杯造型简练，灵活小巧，造价便宜，拿取也很方便，因此成为深受百姓喜爱的日用品。再后来到了汉代，喝酒十分流行，而且用酒量很大。汉代流行什么白酒，被后人误作奸雄的魏武帝曹操早就给了答案，他在《短歌行》里写下两行名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去过河南省的汝阳和伊川两家杜康酒厂，看见两县到处都是曹操的这两句诗。不少书本里，也写到中国的白酒是杜康发明的，由此可见，杜康酿酒是有一定根据的。至于汉代饮酒的盛行，《汉书·食货志》是这样形容的：“有礼之会，无酒不行”，也就是说，没有酒就无法待客，不能办筵席。由于美酒的层出不穷，导致一些社会名流也加入到饮酒行业，自称酒徒者不乏其人。如有以“酒狂”自诩的司隶校尉盖宽饶，还有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就连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曾因醉卧途中，也被后人称为“醉龙”。汉代的酒文化，不仅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中，也表现在诗赋里。对于当时的宴饮场面，汉代诗赋也有生动描写，如左思的《蜀都赋》写道：“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竟，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所以，以至于后来的很多诗人文豪，都羡慕汉代的君子之饮。他们饮酒不醉酒，而且载歌载舞，谈古论今，高雅至极。晋代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那天，一个名叫王羲之的内使，邀请了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位亲朋好友（他们大多是军政高官）到一个名叫兰亭的地方举行修禊祭祀仪式。仪式完成后，王羲之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诗意般的饮酒宴：请大家在兰亭的清溪两旁席地而坐，派人将盛了酒的觞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经过弯弯曲曲的溪流，觞在谁的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得即兴赋诗并饮酒。结果，有十一人各成诗两篇，十五人各成诗一篇，还有十六人作不出诗，被罚酒三觥。更有趣的是，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用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乘兴而书，写成《兰亭集序》，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因之被人尊为“书圣”。你看，一只小小的耳杯，可以承载多少文化，多少欢乐，多少逸闻趣事啊！不容否认，王羲之组织的曲水流觞活动不仅成为千古美谈，还增进了大家对耳杯是饮酒用具的认知。只是，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饮酒器之一，耳杯的来源似乎有点令人感到战栗。在一些考古专家眼里，耳杯的造型是脱胎于人头碗的造型，乃是墓主人尊贵身份的象征。作为“礼器”，耳杯不是一般人可以使用的，只有在高等级大墓中才会出现。人头碗？是不是很吓人？但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这类野蛮的记载。只是这样的野蛮，不是汉族的发明，而是匈奴的专利。用人头碗作饮器，源于匈奴习俗，属于阿尔泰游牧文化。也只有以征战掳掠为生的族类，才会产生出这样的文化习俗，其历史十分久远。看着人头碗照片，我脑子里突然臆想出这样的画面：在茫茫的大草原，一支马队快速奔驰，领头者背插弓箭，手里高举大刀，带着他的部下冲向不远处的敌阵。万马奔腾，刀剑乱舞，有人不断倒下，鲜血直飞……当敌人纷纷溃退时，领头者将敌人主将的首级砍下，提起来挂在马上，带回部落，然后加工成碗，用来盛装祭品，以彰显自己的英勇与尊贵身份。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臆想，但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邯郸涧沟文化遗址祭祀坑一侧的窖穴遗址中，一次性挖出六个这种人头碗，显然是被精心摆放过的，且是用于献祭的。《后汉书·西羌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当冤仇化解了结后，羌人就用骷髅头来喝酒，以示庆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和强大的朝代之一，但它的没落令人十分心酸：史书记载，南宋灭亡后，羌人出身的元军大将杨琏真伽（耶律的异写）等人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两次洗劫宋六陵，将宋六陵全部盗挖，并废陵毁尸，彻底破坏。他们第一次盗掘的是宋六陵北陵区。杨琏真伽等带着人马涌入陵区，南宋守陵官罗铣竭力相争，不让开陵，盗贼拔刀相逼，罗铣无奈，大哭而去。杨琏真伽等人首先挖开的是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棺中宝物被一抢而光后，盗贼们又将理宗尸体倒悬，撬走口含的夜明珠，沥取腹中的水银。之后，还把宋理宗的头颅割下来带到元大都中，命工匠制成酒杯，用为蒙元皇帝家庙中的祭祀礼器。直到元朝灭亡，这个头颅杯才被朱元璋带回南方安葬入土。由此可见，人头碗的制作，直到元朝还在盛行。我分析，甚至固执地推测，从人头碗到陶耳杯，主要是经历了材质和造型两大变化。从材料来讲，匈奴用人头制作碗，充满血腥，是文明的汉人所不齿的，因而改为青铜、漆、陶和玉。而造型的变化源自于陶器的制作。与陶质耳杯相比，战国和先秦时期的青铜耳杯，双耳不一定是平于口沿的，有些是贴在两边的，就像人的两只耳朵一样，不会与头等高。而在陶器的制作过程中，大约是为了加快速度、提高产量和便于使用，或者还有其他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慢慢改成双耳与杯口平行了。此外，说汉代耳杯来自人头碗，也可以在“卤”字本义上得到印证。“卤”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指一种祭祀方法，即用人头碗来祭祀。按照一些文字专家的分析，甲骨卜辞中的“卤”，可能指从人牲头上锯取头颅，盛上白花花的脑髓来献祭，也可能指把头盖骨锯下，加工制成嘎巴拉碗，盛上祭品献祭。这些虽然是后人的猜想，但此物代表享用者的尊贵身份，则是毋庸置疑的。耳杯出现于汉代墓葬中，与当时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关。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人死了好像是沿着阶梯走进地宫去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因此流行为死者配置一套生前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即“事死如事生”。唯一变化的是，汉代一改以往随葬实物的传统，而是仿照日用器具制作专门用以随葬的陶质模型，就叫“模型明器”。耳杯，就是其中之一。汉代酒器最基本的组合：樽为盛酒、温酒器，勺为挹（舀）酒器，耳杯则为饮酒器。这两只出土于零陵东门外原零陵县第四中学的东汉双耳陶杯，长13.2厘米，宽11厘米，高4.5厘米，重225克，属于泥质灰陶，它们的体型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但显得有几分小巧玲珑。这对东汉双耳陶杯，像两朵并蒂莲，开放在永州之野，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气息。这不仅仅是湖湘大地的恩情，也是潇湘二水的浇灌，更是人间佳酿的滋润。令人感到心疼的是，它们的里里外外都显得十分斑驳，肤色如同耄耋老人，似乎在透露出仅有的腐朽生命气息。不过，从高处俯瞰，我感觉到似乎有一种白酒的气韵依然在里面流动着，汉代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也由此慢慢复活，我也似乎应邀参与到了一场两千多年前的宴会，不仅看到了那宴席上的佳肴，更闻到了那宴席上美酒的阵阵醇香。东汉双耳陶杯正视图东汉双耳陶杯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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