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气高涨红4团在道州城南门上空击落的国民党709号飞机残片

周镜忠

翻拍(上接第十版)红军在长征时期,武器装备很差,除了少量的机关枪和老套筒等一类老式武器外,基本上没有什么重武器。但是,红军就是用这样的武器,不仅打败了武器装备良好的国民党地面部队,而且还打击了他们的空中力量。在永州市道县，红4团战士开创了用步枪打下敌人飞机的先例，这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士气。《道县志·军事篇·击落国民党“709”战斗机》记载:1934年11月23日,红一方面军分别从水南、洲背、九井渡葫芦岩、茶园和白马渡六个渡口抢渡潇水。这天,国民党军八架飞机沿河轮番轰炸扫射。红军进行反击,一架“709”战斗机向水南渡口俯冲扫射时,在县城南门上空被红军战士用步枪击中,坠落在黄泥石村头。时值（红三军团5师）红13团行经黄泥石村,俘虏敌飞行员2名,缴获机枪2挺、子弹5000余发，烧毁了敌机。时为红三军团4师11团政委的张爱萍在《休矣，飞机》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飞机坠落这一场面：嗡嗡的声音，又在天空中响起来了。正在向道州城前进的红5师第13团的队伍，在一声防空警报的号音下，迅速地离开道路，隐蔽起来，防空部队也占领了阵地，准备打一架下来。唧唧！飞机改变了它的声音，飞的高度也就更接近我们。“这一定打中了!”不约而同的，从许多红色健儿的口中发出来了这样的呼声。看着飞机飞翔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哗啦一声,几乎吸得你离开了原地,这是多么大的风呀!就这一下,活的变成了推也推不动的死的,卧在道旁的草地上。两个像猎人一样打扮的飞机师，面如土色，跪在飞机旁边,一边作揖磕头,一边惊慌失措地哀叫：“老总不要杀我呀!饶我一条狗命吧!”

“你们是技术人员”，苏政委（苏振华政委，时任十三团政委）说话了，“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们，你们想想!杀了你们两只走狗，无名小卒，又有什么用呢?”张爱萍接着写道：“这架飞机是从南昌飞来郴州专打红军的NO.709战斗机，驾驶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于都人；缴获两挺机关枪，五千余发子弹，还有两件皮衣，两架风镜，两个表，两支派克自来水笔……多谢蒋介石又送我们一架飞机，日用品也不少。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飞机打下来了，更提高了这一带群众欢迎红军的热情。附近的群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兴高采烈地提着饭，担着茶，拿着红薯……来慰劳红军。”小甲乡黄泥石村蒋学君回忆:一九三四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公历1934年11月23日）,约十至十一点钟,被红军击中的飞机坠落在黄泥石,那天是晴天,飞机从东南飞往西北方向。飞得很低,劈里叭喇地响。飞到黄泥石肥房边,瓦片被震落蛮多。黄泥石村前有一株枫树,飞机落在枫木树靠屋这边的一块田里,飞机头部和左翅在田埂上。落的时候土掀起蛮高。飞机漆着绿色。飞机落下来的时候，红军正好从这里经过，看见飞机都躲在田埂边。飞机里有两个人,穿着黄色短袍,蛮高大，约三十岁左右。飞机坠落了他们不肯出来,红军用枪对着他们，他们才出来。他们的话听不懂,据说是浙江人。飞机上有两挺机枪，被红军缴了,带得走的东西,红军都把它带走了。飞机里的两个人，红军没有打他们。晌午后,红军搬了些树叉子，将飞机烧了。红军走了，国民党警察局派人来守飞机架子。第二年冬天,叫了八个人把飞机头抬到道州街。现在黄泥石还保存一根铁管

(后已收藏在县文化馆）。蔡如燕家当时在道州城南门口潇水河边码头经营面、粉熟食，他对当年红军在道县打下飞机一事作了回忆：11月23日这天搞好卫生,擀好面正准备营业时(上午十时许),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来了，它绕着城内外、浮桥一带低空盘旋，飞经城南门上空时，红军架在城楼上的机枪开火击中了国民党飞机（其中一位神枪手用步枪击中飞机油箱）。敌机被打中后也朝下扫射了一梭子弹，浮桥船被打漏了五只。住在我家的一位红军战士伸头窗外观察而中弹牺牲。国民党飞机降落在七里岗方向（小甲乡黄泥石村）。后来，红军押着被活捉的两名飞行员及抬着的飞机螺旋桨、机翼（帆布制)过浮桥进城时我们都见到了。夹道围观的老百姓见了这场面高兴得直拍手。其实，红军在道州城打下敌军飞机，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这点可从《耿飚传》中的《道州夺浮桥》一文中看出：一切布置妥当，东方一轮红日已经升起，耿飚和杨成武、李英华都为按时夺取了道州而高兴。这时,警卫员提醒他们：“首长,也应该吃点饭了!”真的，他们昨天都没吃晚饭。可是,他们刚刚摆出饭盒,还没来得及吃，忽然空中传来“轰……轰……”的声音，接着,全团的司号员立即发出了防空警报。部队的动作真快，不到2分钟，都已分散在树下、草丛里、房屋中隐蔽起来。这时，军委高射机枪连已经到达,在桥头设立了阵地。当敌机在空中忽高忽低地盘旋侦察时，红军的高射机枪便对准敌机开火,喷出一条条火龙，十分壮观。敌机大概没有估计到红军会有高射武器，立即惊慌地拉起向东飞逃。警卫员同志指着敌机骂道：“龟孙子，清早就来捣乱，将来有一天总会收拾你的!”果然，

11月23日，当敌人一架“709”战斗机向道州水南渡口俯冲扫射时,

在军委高射机枪连的火力掩护下，一名红4团战士在县城南门上用步枪精准射击，击中飞机油箱，打下飞机。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通过各种途径传遍了正在艰苦前行的红军各部队，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11月25日的《红星报》作了“打下飞机一架”的报道：“我红军于廿四日在西元[园]（（小甲乡黄泥石村对面））击落敌人飞机一架，击落飞机师二，缴获花机关二、望远镜二。”由于获知消息时间有滞后的原因，红星报把打下飞机的时间写在了24日。《耿飚传》附录耿飚生平大事年表记载：1934年11月17至25日，率领第4团奔袭道州，在潇水河上架设浮桥，保障大部队和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潇水。此战第4团击落国民党飞机1架。11月23日，红一军团1师3团向宁远发起攻击，但何键两个团和薛岳一个团已先我进城，不得已，3团于午夜撤出战斗。作为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则与追上来的李云杰师在下灌、红岭一线发生遭遇，37团、39团与敌人肉搏四五次。红13师师长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虽未能解决战斗，但给胆小的李云杰威胁很大，各追敌闻之胆寒，再不敢小觑我们了！”1934年11月25日清晨，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进驻道县禾塘（今营江街道新屋村）一带后，中央政治局在禾塘召开会议（史称“禾塘决策”），提出从广西渡过湘江的意见并进行讨论，中革军委没有接受毛泽东等人不要入广西过湘水的主张，决定分四路纵队从兴安、全州一带抢渡湘江。下午17时，在道县寿雁镇豪福村，朱德以“万万火急”电，发布了《关于我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作战命令》。同时，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湘江战役，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壮血战！在道县打响了绝命阻击第一枪。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开路先锋红4团在耿飚带领下，已从道县紧急出发，奔赴广西，直取界首，即将在全州脚山铺以一挡十，面临敌军整整15个团的疯狂进攻……（十三）耿飚之问

振聋发聩“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典故“耿飚之问”耿飚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人物。红军长征中，他率红4团担任第2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血战湘江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新中国成立后，耿飚先后历任驻外大使、公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长（兼）、国务委员等职。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其革命生涯中，以“足智多谋”和“骁勇善战”而闻名于世，但他却总是谦虚地称自己“永远是人民的战士”。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边区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这个县干群关系如此恶化，让耿飚同志感到震动痛心。于是耿飚同志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就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这件往事是：50多年前，耿飚同志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后，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当时耿飚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提出了著名的“耿飚之问”。“耿飚之问”振聋发聩，值得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认真思考并作出回答。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干部心系群众、埋头苦干，群众就会赞许你、拥护你、追随你；干部不务正事、骄奢淫逸，群众就会痛恨你、反对你、疏远你。”在奔袭道州城一战中，耿飚以他特有的亲民魅力赢得了群众的支持。途中，耿飚遇上一群当地老乡，便向他们打听道县的情况。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耿飚先给他们递上纸烟,请他们坐下，然后向他们反复讲明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当他们消失了惧怕心理后，就争着把知道的情况告诉红军。分别后,老乡们先走。不一会,一个挑担子的壮汉又专门返回来,把耿飚拉到一边，说出了要进道州城一定要先抢夺浮桥的重要情报。耿飚十分感谢他,这个情况对红军太重要了。但耿飚身上别无他物,便把两块光洋送给提供情报的壮汉，他说什么也不收，还神秘地说：“我再告诉你个秘密。”耿飚个子高,便弯下腰把耳朵凑上去,他在我耳边轻声说：“我家老弟，去年也当红军了，在贺胡子那里。”多好的群众啊!耿飚不由地发出感慨。也正是红军指战员们亲民的作风，才换来了当地群众无私的支持。蔡如燕也在《我为红军架桥带路》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当年他帮助红军撑船架桥后，耿飚团长和杨成武政委热情接待他的事情：把浮桥拴妤后,红军叫我们扛着竹竿，给我们照了相,之后把我们接到了水南村码头上边住满了红军的洪十九家里。姓耿和姓杨的首长(解放后知道他们是耿飚,杨成武同志)跟我们握了手,用饭、肉招待我们。这时耿飚同志与进进出出的红军同志在忙着公事。杨成武同志为我们上菜端饭。吃完饭后红军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印有镰刀斧头的证件,并告诉我们以后凭它联系。耿飚的一生，对人民无限热爱，对党无限忠诚，耿直坚毅，光明磊落。他的品格风范赢得了他那一代人的信赖和尊重，同时也像教科书一样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辈，成为最宝贵的精神财产和家风传承。2000年，91岁的耿飚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但这位“永远是人民的战士”的将军的亲民作风代代传承了下来。（下转第十二版）红军长征过道县时用过的大刀

周镜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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