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我国第一个烈士纪念日。记者此前从市委统战部偶然获知,市农机研究所退休干部粟令仪的哥哥粟岁丰竟是1950年轰动台湾的“派遣匪谍案”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震惊之余,记者满怀敬慕之情拜访粟令仪老人,听她口述历史,并通过多种渠道查阅相关史料,艰难地还原了这个湮没在茫茫尘烟中的英烈故事——
1947年粟岁丰烈士在国立政治大学的毕业照。
本报(记者 曾锐 匡皓 通讯员 彭新蓉)
英烈档案
粟岁丰,男,1923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羊马镇金公村一书香门第,1943年考上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曾在国民党中宣部、外交部实习,1947年分配到台湾孙立人部凤山陆军训练部编译处任少校编译,后调入陆军总部副官处档案科任上校科长。1949年11月在台湾加入中共地下组织,1950年7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1月22日6时在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1991年7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出了《关于追认粟岁丰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通知》。2002年5月23日,国家安全部在北京为包括粟岁丰在内的六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魂系统一
血洒天涯
20世纪中叶,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台湾和大陆,风云变幻,波谲云诡,时局十分紧张。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1949年下半年间,国民党残余部队撤入台湾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成立了台湾问题研究委员会,积极开展对台政治工作。
“1949年10月,受天津安全局的派遣,当年同为国立政大毕业生的陆效文、陈道东潜入台湾,开展地下活动。他们的任务是了解台湾军事布防情况及实力,美国在台的动向等,并结识了一批深明国家统一大业的海、陆、空国民党军官,我哥就是其中一位。”
当记者表明来意,82岁的粟令仪老人陷入了深深地回忆之中。她一边讲,一边将天津安全局下发的文件及有关书信材料给记者翻阅。
当年,粟岁丰的表弟王维新也考上了中央大学历史系,与他同在一座城市读书。1988年9月27日,王维新在《我所知道的粟岁丰》一文中回忆说,粟岁丰从小胸怀大志,“当时正读初中的粟岁丰与我讨论汪精卫刺摄政王失败被捕所写的一词,其中两句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极为称赞,十分倾慕汪的慷慨之情。”王维新还提到,粟岁丰英语很好,高中期间就有志于外交。在外交部实习的那年,粟岁丰曾痛斥外交部一人遮天,内部腐朽。
虽供职于国民党军队,但受过高等教育的粟岁丰,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让粟岁丰深深失望。加之当时他早已成家,母亲妻儿远在四川老家,饱受思亲之苦。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自己与亲人的团聚,成了他最大的希望。
当陆效文、陈道东通过陈昌献告之他们来台的目的时,粟岁丰为他们提供了军队的准确情报。天津安全局发给粟令仪老人的证明文件显示,1949年11月,粟岁丰已加入中共地下组织。1950年5月,粟岁丰又将海南撤退军队的详情及台湾陆军兵力驻地表与各时期调动情形,秘密提供给陆效文、陈道东。
有奋斗就有牺牲。1950年7月,他们的活动被供职于国民党海军部的同学侯宏恩秘密告发,粟岁丰等六人一起被捕。
马场町位于台北市新店溪旁,是五十年代执行枪决的主要刑场。就在粟岁丰被捕的前一个月,中共潜入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地下党“密使一号”吴石中将(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曾在此就义。粟岁丰等被捕后同样坚贞不屈,历尽酷刑仍保守组织秘密。1950年11月22日6时,6人被押赴马场町,英勇就义。
记者从1950年11月23日《中央日报》影映件中看到,当天的报纸大篇幅地载有“朱毛匪党中央政治局社会部,潜台湾地工组织”全案破获,“六名匪谍昨日正法”等内容,报纸还配发了社论。据报道描述,粟岁丰牺牲时“白衣短裤,赤足无鞋”。
“曾在《长江》文学丛刊担任副主编的雷观成,当年与哥哥粟岁丰同在政大毕业,并于1949年至1955年间,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前中原军区情报处派在台湾担任敌后情报工作。”粟令仪老人告诉记者,1986年,她通过成都市树德中学校友会联系上了雷观成,了解了一些有关大哥在台的事情。
“由于6人在台湾均无亲人,牺牲后由同学杨龙章等出面收尸安葬。而当年交通断绝,音信渺茫,无法将他们的情况告知其在大陆的亲人。”雷观成在《关于粟岁丰同志在台湾牺牲的证明材料》中写道。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任职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杨龙章访问大陆时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杨提出要去四川寻找粟岁丰妻儿下落,粟的事迹才逐步为人所知。
30多年寻亲路
在粟令仪老人的印象中,大哥的传统道德观念浓厚,敬爱母亲,尊重妻子,对弟妹也很关心。1947年,粟岁丰远赴台湾,常寄钱回家,并资助表弟王维新,多有书信往来。1949年初,他给王维新写了最后一封书信。信中说:“台湾物价上涨,生活困难,积资反里,更属无望,家中老母,冀汝照顾。兄生当衔环,死当结草以报。”将母亲托负给表弟后,粟岁丰便与大陆亲人断绝了联系。
“我哥在三兄妹中排行老大,小时候在当地上私塾,天资聪慧,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才子。
1939年考上了成都市最难考的树德中学,在校成绩优异,我们都以他为荣。”回忆与哥哥的亲情,满脸沧桑的粟令仪老人十分动容。“我13岁那年,在外交部实习回家的大哥来到我的学校,背我回家,三里多路程,他没放下过。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大哥特地为我买了一件新衣服。”
粟令仪16岁时成为家乡的民兵队长,建国初期曾在四川省农业厅工作,后赴南京农机化学校学习,分配时她要求到毛泽东家乡工作,于是进入衡阳农具研究所。因受粟岁丰“军统特务”的牵连,她长期不能入党,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道县,随后在市农机学校、农机研究所工作多年,1990年退休。
“文革中被抄家,很多关于大哥的材料照片都被毁了。”老人惋惜地对记者说道,“现在只剩下唯一一张我们三兄妹的照片,那是1946年秋,当时大哥穿的是麻织布学生装。”记者看到,在这张古老的黑白照片上,大哥风华正茂,妹妹青涩可爱。除了这张合影外,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粟岁丰的大学毕业照,这个宁死不屈的儒雅青年戴着学士帽和一副眼镜,眼神温和,表情自若,透着处变不惊的沉稳。
当年,照片上的他为了革命血洒天涯,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多少年过去,他音讯全无,让家人尝尽了相思与寂寞。他的妻子与儿子一直在家乡务农,生活较困难,粟令仪不得不时常给他们寄钱和粮票即使生活艰辛,环境恶劣,但粟令仪一直没放弃寻找大哥的下落。她不断给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王维新写信,委托他打听消息。1986年,成都树德中学举办校友会,根据校友提供的消息,粟令仪终于得知,大哥1950年在台湾牺牲了。
半个世纪后的葬礼
1991年7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出了《关于追认粟岁丰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通知》。得知这一消息,粟令仪老人喜极而泣。这意味着,长期戴在她和全家头上的“帽子”彻底摘掉了,大哥的英魂终于得以慰藉。
半个世纪的风雨过去,共和国没有忘记她的好儿女。2002年5月23日,国家安全部在北京为六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长期主管秘密情报工作的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为烈士敬献花圈。在亲人的护送下,烈士的骨灰被安葬于八宝山。2006年11月22日,粟岁丰忠骨移葬在崇州市烈士陵园。
“追悼会举行得很隆重,由于还有许多内容没有解密,所以没对外报道。”粟令仪老人回忆说。“我们家一共去了6个人,在北京玩了一个礼拜,登长城,看天安门,特别开心。”
老人还说,因为有2位烈士的亲属已找不到了,当时只有4家出席追悼会,让大家觉得有些遗憾。“也许这些亲属永远不知道自己亲人的下落,永远不知道他是革命烈士,比较起来我们算是幸运的。”
“这场葬礼虽然迟到了50年,但我并不后悔自己的等待。”拥有20多年党龄的粟令仪老人面色凝重地对记者说。因为等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信念。
硝烟已在历史的天空中散尽,战火也在岁月的长河里泯灭。遥望淼淼海峡,马场町刑场今天已变成一座纪念公园,其碑文耐人咀嚼:
一九五零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人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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