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思湘

大大嗓门大，说话时就显得有点恶。母亲最烦他这一点，尤其是在外人面前，大大一起高声，母亲就觉得蚀了脸面。其实，大大是个泪水很浅的人。

大大教书育人，桃李满乡下。我十一岁那年成了他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记得那次大大给我们上《金色的鱼钩》这一课，他站在讲台旁边充满感情的朗读课文，声音抑扬顿挫。

当大大读到“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这儿，大大哽咽了，眼圈红红的。教室里出奇的安静，同学们个个鼻子发酸，有的女同学掏出手绢使劲地擦眼睛。大大再往下读：“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读到这里，大大再也读不下去了，他扭头走出了教室，我瞥见他泪光莹莹……

大大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棋文诗书，样样都会。当我们姐弟还小的时候，他经常吹口琴，弹风琴，逗孩子们开心。他唱《读书郎》：“小嘛小二郎呀，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刮。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歌声传出很远，把邻居家的孩子都吸引来了。大大这时便打起拍子，开心的指挥一群顽童合唱《读书郎》、《卖报歌》。奶奶在一旁敲锣打鼓击磬，我们家顿时成了歌声的海洋、笑声的海洋、欢乐的海洋。直到各家的大人来找崽女吃饭了，嘻嘻哈哈的小鬼们才一个个极不情愿的离开。临走时，个个都依依不舍地说：“我们吃了饭又来耍！”

大大曾教我写毛笔字，他把我的手握得生疼，我便不爱学。我最喜欢的是，拿彩色粉笔在地上画刀、画枪，或是写a、o、e，或者写1＋1=2，然后等着大大放学回来，期望得到他的亲口表扬。如果他说画得好，或者说写得对，我小小的心灵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就会高兴地指着他的单车，央他搭我到晒谷坪转上几大圈，孩子的天真每回总是让他满口答应。

大大教育子女，从不打骂，总是以理服人。孩子们干了坏事，犯了错，都愿跟他讲。大大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做错了事不要紧，只要改正过来就要得了。”有一次，我打了弟弟，弟弟哭哭喳喳的去找大大“告状”。我以为大大会打我、骂我，但他没有。大大对我说：“古人讲，‘兄友弟恭’。你当哥哥的，要爱护弟弟；他当弟弟的，要尊敬你当哥哥的。两兄弟要讲团结，不能打架，做哥哥的要带个好头，记住了吗？”我用力地点点头，此后再也没和弟弟吵过架。

我十四岁那年，远离亲人去雁城求学。临行前夜，我在房里收拾行装，心中满是离家的惆怅和对亲人的不舍。大大进来时，我正在折一件衬衣。他看了一会，说：“不是这样折的。”伸出手去，帮我整整齐齐的重新折了一遍。我惊奇的看着他——此前，我从来没见他折过一件衣物，哪怕是一双袜子；此后，我也再没见他折过衣物。

我在财校读二年级的时候，家里困顿至极。其时，大姐刚考上大学，二姐还有一年才中专毕业，弟弟在念初中，四姐弟一年上学的钱要六、七千元。大大微薄的工资时常被拖欠，有时一连好几个月都领不到手。为了让孩子们安心读书，父母便将希望系在了家里那五亩“黑金子”上。爷爷老了，大大便学犁。一遍、二遍，渐渐有些像样时，牛牯突然欺起生来，大大一个趔趄，整个人就痛楚的矮了下去，田里的水立即被洇红了。爷爷和母亲赶紧把他抬上岸来，只见他腿肚子被犁头划裂了一道口子，鲜血还在往外出。大大却还笑得出：“我才晓得，原来学犁也是要交学费的。”也许是他的“学费”没有白交，那几年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粮食卖了个好价钱。父母又四处借钱，终于供我们姐弟顺利完成了学业。

大大50岁后，对孩子们突然客气起来，将回家的我们当客待。有一年“双抢”，母亲叫我们回家帮着收割新桥头那亩稻谷。收割完后，母亲又安排我们去雷公塘那块田打禾。我与大姐因工作推不开，有事要走。不懂事的我说：“你打电话给我们，是讲只打新桥头那一块田的谷子，现在怎么又要我们去雷公塘打谷子？”母亲既气又急，就鼓眼暴睛：“你看你大大，都累病了，你们还好意思走？”大大躺在床上无力地摆摆手：“我休息几天就好了，他们的工作却耽误不得，他们有事就走吧，要对得起国家的工资。”我们不敢看大大，也不敢看母亲，低头忍心走了。待工作上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想回家帮忙收割稻谷时，“双抢”却结束了。后来，每当我想起大大那无力的样子、那理解的心情、那客气的神态，心里就一阵一阵的内疚。

前不久，父亲去医院体检，发现血压有些偏高。我告诉他，说每天吃些香蕉，坚持一个礼拜可降血压。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平价药店有清脉茶卖，报纸上讲它的降压效果蛮好。我连夜去药店买了两个疗程的清脉茶，盈盈泪光中又看见了大大那慈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