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俊碧山如黛照波明，傍晚的柳子文化街是零陵区潇水西岸一道亮丽的风景，各地前来敬仰拜谒的游人络绎不绝。柳子文化街中央的柳子庙是永州人民为纪念唐代著名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于公元1056年所建。正殿后墙的石碑是《荔子碑》，此碑首句为“荔子丹兮焦黄”，故又名荔枝碑。该碑前后历经柳州、永州等地几次互相翻刻留存传世，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刺史任上后三年，柳州市民于罗池旁建立庙宇以缅怀祭祀柳子在当地的政绩。次年春，韩愈于长安闻讯，撰写《柳州罗池庙碑》一文。两百多年后，正值盛年的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轼赏其文，感其事，敬其人，情怀家国，泼墨而书。书后100余年于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东坡之作首次被刻碑于罗池庙。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然历经风雨，几经损毁，清同治五年永州时任知府廷桂任，喜得碑文拓贴本，又重新复刻《荔子碑》，为避免其再遭旧灾，将原为整块的碑文分刻于四块精选的青石之上，并将之嵌于庙宇西墙边。据传，当时的人们以得一该碑拓为耀事，也被誉为东坡“书中第一碑”。苏东坡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书家，被誉为“宋四家”之首。《荔子碑》堪称东坡书法造诣的代表之作，宋人朱熹推崇为“奇伟雄健”之作，明人王世贞评为东坡的“书中第一碑”。《荔子碑》自置立之日，其拓本传播的历史也自此而始。凡八百多年，求取拓本以传藏，成为达官贵人、骚人墨客一大心愿。有拓本流传四方，进而出现碑版的摹刻复制，这通常也是中国古代名碑传藏保护方式。至迟于明代，《荔子碑》已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文化之旅，甚至远播东瀛，成为中国碑帖文化传刻中的一件韵事。进而《荔子碑》成为诗联投赠、温酒酬酢的一个命题，由此可见古代文人雅士对碑文的雅爱之情。徐霞客游柳时“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赡书韩辞二纸”。历代多有求取拓本以传观仿临，或重刻，可见当时人们的珍视。《荔子碑》当为东坡壮年所作，与稍晚的《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相较，苍老遒劲不及，但写得爽朗从容，修长清劲，行书笔意浓厚。与晚年《渡海》诸帖相较，没有石压蛤蟆的压抑变形、并笔相叠，倒显得眉目清朗，风姿超迈，质朴中侧身见姿，沉着中见婉丽。它与颜体占满四角、中宫疏朗、四平八稳所不同，《荔子碑》似乎上下紧密，左右紧凑，中宫抱紧，四肢横展纵伸，主笔痛快淋漓，有翩然姿却无富贵态，精神更外露一些，与黄山谷“长枪大戟”有暗合之处，苏子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此亦其楷书纵情写意之表现。然其结字拙朴处，与颜大类，所谓“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自宋以后，以楷书名宋一代者，实乏其人。仅就“宋四家”而言，唯东坡《丰乐亭记》及《罗池庙碑（荔子碑）》有足够份量名重一代。此二碑大致呈现出唐楷中的颜柳精神，血肉丰满，筋骨劲健，结构开张，大小错乱，其大小长扁排布一任自然，大类颜平原《东方朔画赞碑》之朴厚平实。虽少却唐楷中起收之刻意华饰和繁琐，失却一分庄严肃穆，但大小正侧任之自然，错乱字行，长短合度，脱尽凡骨，修长中见风姿，妙在齐与不齐之间，正如他自己所言“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初开宋代“写意书风”。如从用笔上推究，此碑当得力于颜平原笔法，落笔沉着，行笔涩进，提按转折凝重，故线条圆润丰实。但与苏轼晚年《渡海》诸帖沉厚拽颤的用笔相较，显得不够苍郁厚重。尽管如此，但此碑笔力雄厚，却能以己意出之；宗法颜柳，却能时出新意，它不同于唐楷的精详繁饰，却脱却凡骨，颇得清通，初显宋人“以意会之”之写意精神，而“妙在法度之外”，虽用墨太丰，而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又“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在黄庭坚看来，苏子瞻书法得晋人韵致，非技法之高超，全在于“无俗气”而“韵有余”。这种“韵”得益于深厚的苏门家学，文章学问的涵养，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其后继者更将这种“尚意”多加阐释，如李之仪提出的“精神为上”，秦观讲求的“不以法度病其精神”，陈师道所言的“妙在心手，不在物也”，但在恪守法度者眼中，苏轼不悟书意，强作横书，不斜则浊，即便是运笔方式，也是“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

明，董其昌(明)：“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我常读东坡书帖，其中书间收处中宫紧缩，如秋水积潭，清澈不浊，深不可测。书间放处胸有丘壑，如山间清溪，天真烂漫，就势造奇，意趣无穷。苏轼之书为世人所重，除“笔圆而韵胜”外，更在于“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宋代士大夫讲求“胸中道义”和“腹中诗书”，既要胸中磊落，不随俗低昂，又要有忠义之气，临大节而不可夺。宋室南渡后，“元祐学术”逐步解禁，苏轼的气节开始为人所颂，宋孝宗更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追赠太师，并赞其“嶤然之节”。南宋时代，独守半壁江山，士人关心国事，追怀节义品格，“立身大节，下睨万古，刚毅迈往之气，固宜磅礴八极”皆蕴藉在翰墨之间。是何缘由让三位大家历三百余年集政德、文章、书法众美于一身，终成此碑。韩愈撰文而怀柳，作《罗池庙碑》，末所附铭辞，其实是一篇迎享送神诗，以供百姓祈福，亦是表达对故友的怀念。除却二人俱为有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且以文章名天下，友情笃厚外，更主要在于其政治理想和为政之道上的一致。百年之后的宋朝，苏轼特以大楷书写下此篇碑文，再百年后，才上石刻碑。东坡曾在《答谢民师论文帖卷》中说“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可面对柳子德政为民的影响，苏轼还是郑重书之，可见他对韩柳二人尤其是柳子的推崇之意。究其根本上，我认为是三人为政的思想一致，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抱负：以民为本，与民同乐，乐民之乐，为民请命，为民祈福。苏轼曾在《喜雨亭记》中说到“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在他看来，百姓民生应是思想和施政行为的立足点。故苏轼本不善大楷，不轻易作楷，可还是写了此篇，且字构组合及章法，以己意会之、雄健朴厚、不拘泥于成法。《荔子碑》历三百年，终集子厚德政，昌黎高文，东坡佳书而成“三绝碑”，恰是三位文化巨匠在精神之路上的异途同归，从中也可见古人寓于书文中的精神操守是如何的坚贞不移。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他又诗曰“我愿天公怜赤子”。就是他崇尚民本思想的体现。《荔子碑》是韩柳苏三人家国情怀的倾心合奏，历经千年，反复重刻，为百姓敬仰、士大夫膜拜。他们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艺术的火花，在历史长河中光耀闪烁，万古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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