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牌档案局，珍藏着一份著名的《柏力审判材料》，书中详细记录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证……

资料图：参加常德防治鼠疫技术人员全体摄影。

图为《伯力审判材料》原版书籍。

本报（记者周燕妮）8月28日，在双牌县档案局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里，经过一段不长的昏暗走廊，打开两道门，一排排红棕色档案柜庄严地整齐列立，保管员指着其中一个档案柜说，就在这里面。档案柜上明显标示着“珍贵档案”，柜前还上了一把锁。当保管员小心翼翼地翻开档案盒时，这本耳闻已久的《伯力审判材料》终于呈现于眼前，一如书中记载的历史一般斑驳。

这本书的全名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书的封面上，书名共分三行居中靠上排列，靠下居中标明了出版信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图案和修饰，古朴庄严。该书出版于“伯力审判”后的1950年，前苏联当局于1949年底完成“伯力审判”，随即向世界公开了本次审判的过程与结果，其中包含了前日本关东军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的供词。

这份珍贵资料的获得还有一小段故事，它直到2005年才入库，当时双牌县电视台播放了这样一条新闻，某位退休老干部从冷水滩区一位喜爱收藏的抗美援朝志愿军那里淘来了这本书，双牌县档案局领导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立即与市档案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认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后，找到了老干部。当时老干部还有些犹豫，后来考虑到档案局专业的保管条件更适合这本书的保存，便同意转让给了双牌县档案局。

《伯力审判材料》专人保管员王玉华告诉记者，珍贵的纸质档案存放标准相当严格。记者在30平米左右的档案室里，见到了两台空调和一台除湿器，专人保管员要根据当时的天气条件，通过空调和除湿器调节室内温度和干湿度，还要时常注意更换防虫药。

“这本书虽不是孤本，但我们仍然将它列为珍贵档案，缘为这本书的非凡意义。”双牌县档案局局长周元凤义正言辞地说道，侵华日军在我国悍然发动细菌战，不只对中国犯有灭绝人性罪，而且也是对整个人类道义的挑战。这本书完整地记录了把战时日本军政当局推上审判的过程，全面、彻底地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保存、研讨乃至让更多中国后辈了解这段历史，这也是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一项举动。

“可惜，书在民间流传太久，目录已经脱落找不到了。”周元凤捧着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翻给记者看。她前一段时间将书从保管员王玉华那里借了出来，利用空闲时间仔细地研读，她每看完一节，便把标题和页码抄下来输入电脑，等她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一份新的目录便可出炉了。

珍贵的原始资料是社会的重要财富，而纸质档案数字化可以让信息资源更准确方便快捷地提供利用和共享，周元凤坦言，目前纸质档案数字化的工作推动比较慢，受到了一些局限，她特别希望档案工作能得到各级领导以及公众的重视，尤其像《伯力审判材料》这类珍贵的资料可以早日数字化备份、永久保存，并实现资源共享，以便更广泛地被人知晓，加强国耻教育。

◆资料链接

伯力审判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城(今哈巴罗夫斯克)对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被告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官)、梶冢隆二(关东军医务处长)、川岛清(第731细菌部队生产部长)等12人在大量确凿的材料面前,供认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设立了细菌实验所。

常德细菌战

1941年11月，为了配合对长沙即将发起的第三次进犯，灭绝人性的日本细菌战部队对湖南的兵源、粮秣基地常德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攻击，派飞机在常德城及近郊石公桥、镇德桥等地投下大量携带鼠疫病菌的跳蚤，造成1941年秋季和1942年春季常德城区两次鼠疫大流行，使大量和平居民身染恶疫死亡。据统计，此次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名可查的达到7643人，受害区域涉及13个县、70个乡、486个村，其中因疫病死亡30人以上的村子6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