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1时，当代著名作家、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杨绛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她是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才貌冠群芳，为爱人辛苦操劳，被称作“最贤的妻”；她“仙童好静”，学贯中西，被赞为“最才的女”；她淡泊名利，“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她是杨绛，一个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传奇的女子。

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曾给她一个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

据杨绛先生的家人杨砢描述，杨绛先生的寓所，“家里非常简朴，没有装修，地板是水泥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除书柜、书桌、书架，几乎看不到别的家具。几个屋子里，视线所及都是书。客厅里面，挂了两幅字。沙发旁边，放了一盆兰。在书桌上，除了书，还有些邮件、包裹。客厅书柜上方，摆放着钱钟书先生和钱瑗的照片。整个感觉是，整洁、简单。”

杨绛生于民国，江苏无锡人，本名杨季康，是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至今还在公演；杨绛93岁为完成女儿心愿写了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书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从2001年起，杨绛将个人稿费捐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杨绛一辈子没用文言文跟人通过信，毛笔字写得也很“笨滞”。要说她文字里为什么没有人们熟悉的“现代气息”，杨绛觉得，“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

这样一个新式的杨绛，偏偏遇到了旧式大家庭里出来的钱钟书，一个分不清左脚右脚、兴起时会抓起毛笔往她脸上画大花猫的读书人。后来她曾经想过，要是按照钱家的规矩包办婚姻，她公公一准会给这个“痴气”的儿子找个严厉的媳妇，把他管得老老实实。

但她只想维持住丈夫的“痴气”。生孩子住院时，钱钟书常常苦着脸来汇报“我做坏事了”，有时候打翻了墨水瓶，有时候砸了台灯，有时候不小心拔下了门轴上的门球，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修。”

晚年，她不止一次告诉别人：“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上海沦陷时，为了让丈夫安心写《围城》，她自己扛起了生火烧饭洗衣的担子，常常被煤烟熏成花脸，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她曾被叫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出门手边还不忘带一卷《杜诗镜铨》。日本人见到她，先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

她后来说，钱钟书虽然爱学问，但也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拿来做学问。“他的志向虽然不大，却也不小了。”

她说，支撑她驱散恐惧，走过艰难困顿的，是对文化的信仰。

钱钟书去世后，她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丈夫的遗作。人们赞叹她淡泊名利，竟不愿领导拜访；大书特书她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没有装修，只有白墙与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在世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人们更惊讶于她竟将稿费全都捐给清华“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继续学习。

在百岁之际写下的散文集里，她说，自己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人生的最后几年，杨绛回顾自己的作品，很奇怪，自己在散文中回忆过父亲，回忆过姑母，怎么没有回忆过母亲呢？母亲忠厚老实，一点儿也不敏捷，就算有人欺负她，她往往要好一阵才明白过来：“哦，他（或她）在笑我。”妈妈爱读小说，新小说旧小说都看，有时看得痴痴地笑。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在痴痴地回忆又回忆。”就算到了100岁以后，杨绛每晚睡前还有翻旧书的习惯。有的书上还留着钱钟书曾经的折角、圈的点、画的勾，她跟着一一细读。

102岁那年，杨绛读着一本满是丈夫批注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忽然想起童年时，爸爸牵着她的手，让她对客厅里一位说常州话的客人行个鞠躬礼，喊一声“太先生”——那位叔公，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吗？那一刻，琢磨明白了典故的她恨不能告诉钟书，自己曾见过这位作者。

——读书，思考，写作，这可能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一辈子只做了那么一点事。一辈子没有停止。(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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