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田葵

黎笃田出生农村，从小喜爱书法。七十年代末上大学期间，学校十分重视毛笔书法并将其纳入全校公共课。他开始听我的书法讲座，坐在前排的是他，全校书法竞赛获金奖的也是他。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有趣的是，我们俩的名字都有一个“田”字，我们同是田家子。他字田夫，别号“躬耕堂”。他父亲为他取了个与书法有关的名字。笃者，心诚厚道也。学书的态度在心诚，学书的高峰体验在悟道。悟道而知书法，知书法即悟书道。

当今之世，书法的实用功能日渐消退，观赏功能日甚，已悄然进入展览与市场的时代。世道人心不可测，或跟风或起哄或炒作，书道之传难矣。

在既无大都市个人展，又无媒体炒作的境遇下，田夫何以能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而时有创获呢？答案就在他对书道的独特理解上。他说：“书法一道，须亦玩亦乐。玩者心态，乐者境界。”“玩”是学书态度、方法，“乐”是学书理想、目的。二者相得益彰，齐头并进。

将书法当作快活的游戏不是田夫的首创。德国文学家席勒认为艺术创作“本于游戏之天性”；《论语·述而》曰“游于艺”；宋代书法家亦有“放笔一戏空”的上乘表现。苏轼说：“书不求工，字不求奇，天真烂漫是吾师。”米芾则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一个“游”字，十分准确地透显了中国文化人的创作方式，不是捉襟见肘，而是“率意触情，草草便得”。后世称“宋尚意”，“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抒情”。宋人写字就像今天人们玩过山车，轻松的抒情，快活的游戏。他们要表现的人是平常之性情中人，他们要写的作品也是人间日常情趣的记录，执意于作品的成败身价反会滞涩。所以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

“玩”的心态是求索的心态。“玩”的态度不是玩忽、浮躁，而是玩索、玩味。有此心态，既不为眩目的名利所累，又不为坐冷板凳、粗茶饭、寡嗜欲，与世暌违而栖皇。

他在总结自己“玩”书法过程时，特别强调最开心的两件事：读书和临帖。

就读书而言，他广泛搜寻与书法有关的文、史、哲著作来阅读，尤其关注儒、道、佛的经典，关注古今书法理论、美学理论著作。学问日深，便渐知书之“法”与书之“理”二者不可偏费，“法”是实然，“理”是应然。同时明白，书法创作的书卷气关乎学力，来自学问的融会贯通和兼收并蓄。文化修养使他逐渐具有了坚实的艺术功力和高雅的艺术情调。他回忆，他读了王僧虔说过的话：“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再联系孙过庭《书谱》讲过的话：“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才懂得神采和抒情是书法的境界所在。与此同时，他从儒道著述中知道“中”道是中国的元道，书道也就是“中和”之道。从此，田夫开始追求内涵丰富的书法。他不喜欢非常恣肆之美。他认为中庸思想是书法美学的核心，是道中之“道”，也是中国书法精神的哲学表达。他的行草守中和之道而自成一体，率性而不单薄，豪放而不粗野，内敛而不怯懦，庄严中透出活泼，温雅中显示刚毅。

他是位苦读者，读书参悟，甘于寂寞，与古代贤人对话，了悟书道的博大神奇；与大自然对话，流连忘情于山水林泉之间，体察书法韵律与大自然的造化之理。他不以自创书风为能事，仅以承传书法艺术经典精神为乐事。

就临帖而言，首先是遍临，先帖后碑，二王、颜柳、宋四家，直至王铎、伊秉绶、何绍基，再临石鼓、汉简、《张迁碑》、《乙瑛碑》、《始平公造像》、《曹全碑》、《石门铭》、《张黑女碑》、《张猛龙碑》、敦煌写经等等。临帖的过程，也是“玩”味道技的过程。他既注重技巧层面的提升，力求精细地把握经典法度，又注重心理体验，找到自己心仪的书体和神韵。

值得一提的是，田夫曾在草书上花过不少功夫，先临小草后临大草。始临章草和二王、孙过庭《书谱》，又临张旭、怀素狂草，转而临黄庭坚、祝枝山、王铎的大草。然而，正如徐利明先生所言：“狂草书是特异人的艺术，它所依据的天性条件超出其它任何一种书体。”草书是最抒情、最自由的，没有浪漫气质，没有激越的情感是写不好草书的。田夫明白，自己的秉性是一位笃实之人，不宜学狂草，充其量只能学小草。从此，他确定，取厚重古拙之章草入行，才是自己苦苦探索的最满意收获，这时的年龄已经四十八岁矣！

九十年代末，为了使帖派柔美淡远书风与碑派浑穆方劲书风相融合，他曾长期临摹《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在临摹中，他逐渐找到了自己审美理想的书法语言。他“玩”碑帖追本索源，上溯古法，下开当代，遂形成了峻利方劲，茂密雄强，丰厚古拙，中和简静的行书艺术风格，也是他的行书的艺术境界。他的行书没有剑拔弩张的浮躁，没有狂怪野俗之气，中规中矩，安静祥和，刚柔相济。

再看田夫的书法之乐。书法之乐与人的境界成正比。大美不言，大德至乐。试想，一个成天为名利而奔竞，为蝇头小利而操心的人会有什么快乐。因此，书品与人品有关。他的中和简静书品是心诚厚道人品的折射和重塑。

田夫一生做人刚正不阿，诚实办事，诚心待人；一步一个脚印，就像他写的楷书。他明白，做仁爱之人方本乎天地之心，有此心方有对书法艺术之爱，才能享受书法之乐。他的楷书凝神静气，有颜体精髓，又熔铸了魏碑笔法，透显出颜鲁公刚正雄强，雍容大度的庙堂气象，又不失二爨的朴厚古茂、气体高古。他的《苏东坡诗》保留了横画末端向上方波挑的笔势，在疏密虚实，聚散促展，形神塑造，结构安排方面表现出碑派的风致。整幅作品用笔峻利方劲，凝重粗犷，气韵浑朴，骨气洞达，爽爽有英雄气象。这与他诚笃厚道的人品相契合。

田夫学书之乐，来之于对传统的敬畏。传统始终是他书法之乐的源泉。在三十余年矢志不移的书法探索中，从不随便讲“个性”和“创新”，反倒越学习越敬畏先贤们不可重复的艺术创造，越明白乐的境界就会深深扎根在传统上。只有研习古代经典的乐趣，才不会误入狂怪、粗俗的所谓“个性”和“创新”。

他理解的“创新”是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继承和创新是当代书法观念中被广泛认可的口号。也是田夫学书的追求。他坚信，越是良莠混杂、泥沙诸下，非常热闹的时候，越要沉静地看待书坛的各种思潮和现象，越要对自己心仪的事业坚定不移，越不为展览和市场左右，不盲从跟风，不急于求成，不沾沾自喜，不自暴自弃，坚持多读书、多临帖、多思考。

当然，田夫最快乐的时刻还是他写行书的时候。他创作的团扇《荆溪》、中堂《春溪》、长卷《前赤壁赋》以及《杜甫诗四条屏》等都是行书难得的佳作。从创作过程来看，他的行书气势连贯得益于行笔的节奏和线条点画的质量。

他的行书行笔的节奏掌控最为精致自如。上述作品，使观赏者震撼的首先是行笔轻重徐疾，沉着多变。该快则快，快速中能使笔墨入神，入神则常有意外的妙笔；该徐则徐，徐缓中雍容适意，姿态轶出，似闲庭信步，悠然自得。线条洗炼而充满张力，点画沉着娇健，轻如蝉翼，重如崩云，字里行间往往表现出天真横溢，萧散平远的神采。

田夫的行书线条的质量很高，章法的“布白”亦精美巧妙。这恰如古人所云“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田夫潜心学习古人日常书写的手卷。经典手卷无经营之经营，不安排的安排，信手挥洒，皆成律度。他深知日常手卷的自然意趣，并有意将这种意趣与自己的个人性情融合起来，处理字与字，行与行，黑与白之间的各种关系，使之产生一种和谐而充满张力的“势”，营造出空灵之致的意境美。如此，作品自然流溢出古人那份气定神闲，精致儒雅之气。

传统书法具有共通美感与心理认同，是值得尊敬和崇拜的人类精神产品之一。愈到晚年，田夫对书法这块纯净的栖息地守望和耕耘愈加虔诚和自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求闻达，只求耕耘；俯仰无愧，则清浊自知”。学书的每一细微顿悟，就如参得般若三昧，获得无穷的乐趣，即怡然自得的“躬耕堂”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