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健

（一）

胡楚鹍先生作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他创作的小说也有如他的教学一样，文气浩荡，才华滂沛。他的长篇小说《风雨情爱》，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反思上世纪的各项政治运动，虽然没有留下主体猛然燃烧过的印痕，未能铸成布满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但也毕竟是一种历史真实，为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真实，而不是陌生化的历史真实。

小说主人公杨山林的哥哥和恩师席权裁被“引蛇出洞”而打成右派和将上百丘快要成熟的禾苗挤得满满地移栽到一丘田里，以完成一丘田水稻丰产的“卫星”，前者让杨山林感到如此阴谋般地置人于死地而百般沮丧，后者让柳芬芳觉得无比荒唐。在那样一种极左的环境氛围里，只有杨山林和柳芬芳这两颗求真若渴的爱心，才让人感受到一种勃勃生机。

如果说，批判的理性是小说作者博大的人道主义骨骼，那么，深挚的爱心则是这人道精神的血肉。理性的魅力和情感的魅力，组成了作品的价值链，并使通篇充满了光明的照射。

（二）

小说作者是一位严谨的教师，同样是一位严谨的作家。他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及其以后几年的那段历史的冷静但又是热切的思考，执着地在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领域开掘生活，真实入微地描摹在那些浩劫年代生活中的各类典型性格，把他对生活的抒写熔铸在一系列与真实生活酷似的人物身上，让人看到了那段历史的整体。笔者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在我所了解的几个中学里，就有好几位教师因忍受不了冤屈和侮辱而自杀身亡。小说主人公杨山林的多舛命运，正是那个历尽浩劫的年代里千万悲剧人物的一个写照。

小说以杨山林为聚焦点，写诱骗你“出洞”而定你为右派，写放“水稻卫星”；写劳动之余看书学习就是走白专道路；写杨山林母亲和柳芬芳父亲因食不裹腹患水肿病而被饿死；写1959年反右倾，杨山林狠狠地反省却不能过关；写杨山林毕业后，极左派人物文克彪、赵云轩以及工宣队、造反派给他制造婚姻障碍，并将他打成黑帮，等等。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我们当年最为熟悉的众目所视和众耳所闻的一切。小说所有的情节和细节，都严谨得等同于当年的历史原貌。

但是，小说艺术中的历史，却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可以包孕和体现历史，但小说绝不可能照搬历史。小说是一种审美行为，它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包孕或体现历史的。倘若小说疏忽或忘却了自身的文学艺术特性，那它所抒写的等同于历史原貌的“历史”，那么小说就会落入记实读物的俗套。

那么，作家以怎样的方式来抒写历史呢？这得在“人”这一问题上下功夫。历史的过程必须体现人，体现人的天性、意志和精神，一句话，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并在这种体现中传达出作家对生活的暗示。小说靠拢历史的原貌，只构成艺术的初级方式，它暗示不了什么，更不能从同一历史事件中获得不同的发现。而在创造性作家那里，总是充满了这种新鲜感的发现，他的历史小说，就是为这种“充满了新鲜感的发现”而存在的，而不是为历史本身而存在。

莫言的最优秀小说《红高粱》，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所以它有大量的炸军车，剥人皮的战争场面，但它不是为了歌颂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存在的，否则，它就没有必要花掉大致一半的篇幅去写颠轿、劫轿、野合、造酒之类与抗战无关的故事了。

《红高粱》的小说或电影的闪光之处，就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体现了人，发现了人，正是通过人来表现出对于生命意志的弘扬，对人的血气与活力的赞美。无论是“我爷爷”的狂言不逊或是撒尿的撒野；无论是放肆的歌词还是无序的乐谱；无论是长达十分钟的“颠轿”场面还是活剥人皮的惨状；无论是“我爷爷”杀了那位要霸占“我奶奶”的麻疯掌柜或是与“我奶奶”在高粱地的野合，都以神话般的气势展示了人类生命力的强悍。在儒家文化和中庸之道的熏陶下，一些人变得愈来愈脆弱，甚至猥琐，奴才气十足。《红高粱》对儒家文化显然是一壶痛快的烈性酒。“我爷爷”这样的形象历史上有过。嘲弄圣人的瘪三，癫狂的五柳先生，携妓纵酒的李白，混世魔王贾宝玉，都是蔑视封建儒家礼教的典型。曹雪芹在历史中发现了贾宝玉，莫言为什么不能在历史中发现并创造出“我爷爷”呢？

所以，抒写昨天不能纯粹是我们熟悉不过的原貌，它需要与原貌不一致的奇思狂想和陌生化的历史真实。熟悉而又陌生，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艺术真实。

昨天即历史。如果把昨天的故事真实的写下来，这是记实性的写作，而记实性的写作常常落入历史著作的圈套。若完全背离历史的真实，则又会使艺术进入万劫不复的梦呓。如果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创造上寻得一个恰切的结点，这是所有文学创作中时所难以把握的问题。

（三）

杨山林和柳芬芳是小说的主要人物，这两个相爱的人都具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杨山林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柳芬芳展示了一片新天地，她于是感到整个身心都沐浴在他的光辉之中。因为有了他，这块极左氛围笼罩的天地间似乎有了一线生机。

但是，作为势单力薄的两个师范学生，极左势力一直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尤其在毕业以后，以文克彪为代表的极左派，为着达到自己拥有柳芬芳的目的，用尽了邪恶的诡计，把两个相爱的人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杨山林醒悟到，如果再坚持与柳芬芳的结合，对自己和她都将是灾难性的。不少人都体验过爱情的狂热和绝望，情欲的亢奋和失恋的颓废，但极少有人懂得文明人的爱是有制约的。为了不给自己特别是对方造成更大伤害，他痛苦地选择了放弃，并奇迹般地娶下王月英为妻。

但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结局，看似有人为痕迹，但却显示了作品从内而向外发出那种难得的亮色，它使通篇充满了光明的照射。文革死于非命者自然大有人在，柳的丈夫文克彪在武斗中被击毙也就不是稀奇之事。而杨妻王月英原本就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子，而且与柳芬芳情同姐妹，当她在重病后成为残疾，让互为深爱的丈夫和柳芬芳破镜重圆，使自己成为他们家中感恩戴德的双重妹妹，于情于理都是明智的选择。在这里，既可看到来自乡土的一种神情的东西，也可看到来自我们古代渊源久远的审美传统，不失为作品带给我们一种净化或醇化功能。

当然，这不是说这个作品的爱情描写就无可挑剔了。要挑剔的话，仍然是那个熟悉而又陌生化的问题。且不说莫言在《红高粱》里的情爱故事，就说我们人人都热爱的《红楼梦》吧。宝黛式的爱情，我们在哪个古典小说或诗歌中见到过？其新奇之处，令所有古典作品为之汗颜。再看《红楼梦》写贾宝玉出场的容貌：“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简直既怪而又陌生！“怒”和“笑”，“瞋视”和“有情”，本是两种不同的情感状态，看是多么矛盾，但仔细一想，这一矛盾形状与宝玉的整个思想作风和性格特征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对封建社会限制女子的自由，当然是心怀仇“怒”的，但对女孩子本身则藏着不尽的“笑”，这就是说，陌生中又包含着熟悉。

熟悉而又陌生——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艺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