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庚读苏轼的诗词，满眼是“大江东去”的豪放；但苏轼的人生却是大起大落，特别是晚年被一贬再贬——苏轼的创作风格与人生经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缘由何在？读一读苏轼在湘桂古道上所写的诗词，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何谓“东坡气度”，并找到其中的缘由。绍圣四年(1097)，苏轼兄弟同时被贬，苏辙被贬雷州，苏轼则由惠州再贬儋州。苏轼将家人留在惠州，仅带小儿子苏过南下，到梧州才听说苏辙也被贬，一家人刚过梧州。苏轼担心弟弟想不通，作了一首诗托人追送给苏辙。诗题很长：《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旦夕将追及，作此诗示之》。全诗共16句，后8句为：“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琼州与雷州虽然隔着云海，但能让兄弟隔海相望，也算是皇上圣恩了；尤为重要的是，平生读书求道，修身养性，岂能以“穷达”为意？！苏辙接信，在藤州等待，兄弟相见甚欢，并无凄苦之状。就苏轼自己而言，确实做到了随遇而安，将海南作为“吾乡”。到海南后，“首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在儋州，苏轼曾写到自己的“三无”之状:“此间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但他却并不以此为意，且看他的《独觉》：“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他在儋州的生活虽有“三无”之苦，但他的心境确实很平和，因为他已经将人生的“风雨”与“天晴”视同为一，所以能悠然自得，泰然处世，豁达地对待一切。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诏苏轼廉州安置，苏辙移居永州。是年六月，苏轼离开海南岛时作《渡海帖》：“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他把自己当作了儋州人，出生地四川反而成了“寄生地”，这不是通常意义的“日久他乡即故乡”，而是要将“他乡”与“故乡”视同为一；更进一步，人生的“生、死、梦”也可以视同为一。这就是“东坡气度”——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苏东坡到达廉州，住在清乐轩，虽只两个月，却写了《雨夜宿净行院》《记合浦老人语》等诗文。其《雨夜宿净行院》云：“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虚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早就不在意“名利场”的苏轼，自然也不会在意生前身后是否“凄凉”。但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清乐轩故址修建东坡亭。民国元老马君武为东坡亭撰写了一副长联：“两朝政绩，一代文宗，人间威凤祥麟，浩气岂随春梦去；白浪珠江，绿波南浦，海角蛮烟瘴雨，谪星曾感夜光来。”此联气势磅礴，组句精雅，上联突显出苏东坡的人生经历和成就；下联讲述苏东坡的宦途行踪，将苏东坡比作“珠还合浦”中的夜光珠，其评价可谓切中肯綮。同年四月，朝廷再授苏轼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苏辙岳州居住。诏书在八月到达廉州。苏轼于是乘木筏溯南流江北上，经博白、玉林，到北流县，再坐竹筏，沿圭江即北流江而下到藤州。苏轼与藤州似有不解之缘，被贬去海南的路上，在此与弟苏辙相会；遇赦而归的路上，又与老朋友相见。在藤州东山的浮金亭里，苏东坡与藤州太守徐畴元把盏言欢，身旁，是他们各自的儿子。早已练达于山水的苏东坡，难掩对东山美景及与朋友相聚的欢喜，情之所至，挥笔而就《浮金堂戏作》一首：“昔与徐使君，共赏钱塘春。爱此小天竺，时来中圣人。松如迁客老，酒似使君醇。系舟藤城下，弄月镡江滨。江月夜夜好，山云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我子乃散才，有如木囷轮。二老白接篱，两郎乌角巾。醉卧松下石，扶归江上津。浮桥半投水，揭此碧粼粼。”人生际遇，几番起伏，几多波折，一切都付与笑语轻谈，竟似叙着他人之事；闲话家常，共叙天伦，对酒当歌，对月赏景，一位旷世奇才，垂垂老者，在飒飒秋风里，就着一轮明月，将几多豁达，几多温情，一并留给了这寂寂小亭。于是，“东山夜月”便在瞬间凝固，成为永久的“藤州八景”之一。藤州景色虽美，但毕竟不能久留，告别友人，苏轼乘木船入西江，九月抵梧州，雇舟溯贺江北上，转“永州安置”。苏轼在永州，曾游火星岩、百家渡，均有诗作留下。且看《百家渡》：“百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鸟乐。欲因秋月望吴云，遥看北斗挂南岳。一梦愔愔四十秋，古人不死终未休。草舍萧条谁可语？香风吹过白蘋洲。”此诗所描写的永州景色，正与苏轼此时的心境相契合。特别是“一梦愔愔四十秋”，正是苏轼官场经历的总结。苏轼22岁中进士，接着便因母丧守孝3年，25岁步入官场，写此诗时64岁，虚岁恰好是“四十秋”。但苏轼并不消沉，“青山上下猿鸟乐”“香风吹过白蘋洲”，诗中虽然有一丝淡淡的愁绪，但总的格调是开朗、豁达的，这正与苏轼的一贯风格相一致。是年十一月，朝廷又诏苏轼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苏轼于是再度北上到达常州，游金山寺，看到了自己的画像，留下了一首“绝命诗”《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自我总结，也是自我解嘲，更是自我否定——否定的不是“平生”，而是“功业”。正因为超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所以才有了精神自由、“东坡气度”，创作上才能“豪放”起来，并开创出“豪放派”一脉词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苏轼卒于常州，享年65岁。南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这在古代文臣的谥号中，是仅次于“文正”的第二等级，有“大功”者才能获此殊荣。尽管苏轼全盘否认了自己的“功业”，但后人却对他的“功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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