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艾

在我家，有一把贺龙留下来的铜炊壶，八十多年的柴火熏烤，让它漆黑如炭，一经擦拭，壶身仍泛着黄铜的光亮。铜壶无言，却记录着一段红军的传奇故事。

家乡茨岩塘，是高山台地上的一块平坦坝子，纵深长十余里，随山势绵延形成了很多个自然村寨，大块大片的农作物养活着这一方百姓。以前从鄂西到湘西北的旱路官道途经此地，川盐、桐油往来的贩运脚夫往往在此歇脚。

我家就在狭长坝子当中一个四面山围成的寨子，因寨中心有几棵高大的柯树高耸云天，寨子就叫柯树寨。寨上陈、魏、肖、彭、钟五姓杂居，现因陈姓人较多，又被称为陈家湾，柯树寨的名字渐渐被年轻人遗忘。

90多年前，贺龙在湘鄂西发展队伍，获得了“湘西一条龙”的美名，寨上人亲眼见过他“怒斩熊贡卿”场景，贺龙的故事是大家茶余酒后常摆的“龙门阵”。那时，兴致高涨的时候，老人们便围坐一起，拖长音调，唱起韵味无穷的山歌：“龙（嘛～咹咹咹～）靠（啦～）水（呢～哎～哎），虎（啊～）靠（嘛～）山（咯～哦哦哦）；鸟（呀～啊啊啊～）靠树林（哦哦哦～嘛～），鱼（咹咹咹～）鱼靠潭（哟～）；穷人（嘛～）要想（啊啊啊～）得翻身（呢～哎哎哎），跟着（嘛～咹咹咹～）红军（呀～啊啊啊～）打（啦～啊）江山（呢～厄厄厄～）……”

1935年5月初，贺老总的部队又一次来到茨岩塘，省委军区机关、兵工厂和红军医院都在方圆五六公里之内，红旗在这一带高高飘扬。红18师师部进驻在柯树寨，当时我爷爷家石头围成的院墙成了临时关押敌军俘虏的红军监狱。

陈家族小人稀，我的祖父陈盛崧弟兄几人，备受大族和匪类欺负，几块薄土不能养活一大家人，只能靠贩卖桐油、肩挑背负下常德糊生活。

红军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后，爷爷终于分到了几分冬水田，有了耕种自家田地的新生活，一家子对落脚在寨子里的红18师感恩戴德，我老太陈孔富在红军发动下担任了土改委员，爷爷陈盛崧参加了红军自卫队，连刚过门的婆婆（奶奶）吉幺妹也参加了洗衣队。

清晨，婆婆用背篓把红军换下的军装背到凉水井，先用茶枯涂抹均匀，然后再拿洗衣棒捶打清洗干净。一件件军衣在河水中铺成花，随着流动的水起伏，像红军带给土家山寨的新生活一样美好。在“嘭嘭啪啪”的捣衣声中，婆婆抑扬顿挫地哼起山歌：“吃菜（嘛～）要吃（呢～）白菜心（哟～嗯哼啊～哟荷喂～）当兵（嘛～呀～）要当（吔～）贺龙兵（哟～哦～哦哟喂~）……”

浆洗晾干的灰色军装像一面面旗帜，迎风招展地挂在屋前屋后的飞檐上。

晚上，在昏暗的桐油灯盏下，婆婆穿针引线，把一件件划破口子的军衣密密缝补匀适。这时，一件军衣翻在面前，肩头上的窟窿眼比扁担还宽，这不是扛枪挑担子磨破的，就一定是战斗中拉扯坏的。她愣了好一阵，想起丈夫以前挑着油桶，全靠肩头承受扁担压磨，露着肩头可不得了。她打开压在床头的红色木箱，轻轻地摸索着一匹靛蓝土布——这是婆婆的嫁妆，出嫁来，她自己还没舍得缝上一套新衣服呢！她狠心剪下自己陪嫁时的布料，密密结实地缝上补丁。早上，接过这些浆洗干净、缝补整齐的军装，战士们感到格外温暖，大家亲切地称她为“缝嫂”。

我家祖屋原是三合水木屋，坐落在寨子中心，前后一里开外有两个季节性储水坑，木楼旁边是石砌的粮食库房，安全稳固，厚实宽敞，视野开阔，通风采光良好，几排荷枪实弹的战士围着石库房站岗放哨，日夜不撤，显得肃穆森严，这就是关押白匪俘虏的红军监狱。咸丰忠堡战役负伤被俘的国民党第41师中将师长张振汉几经辗转，在红军医院救治后关押在此。

这天，贺龙等专程来看望、劝慰在此养伤的张振汉。正在门口赶修犁弯的爷爷一眼认出了贺老总，急忙迎上前把大家请进堂屋。热情好客的婆婆，急忙放下正在搓揉的衣物，刷锅烧茶，洗碗做饭，忙个不停。贺龙早就知道“缝嫂”帮红军浆洗缝补衣裳的热心事迹，今天看到她烧茶做饭都只有一口生水铁鼎罐的窘迫条件，心里有些沉重。

饭桌上，张振汉以为是断头饭，担惊受怕，万念俱灰，一顿饭吃得很沉闷，只有三脚架上的生水鼎罐茶水还在柴火燃烧中嗞嗞作响。贺龙吸了一管草烟，悠悠地跟张振汉做起统战工作。被俘后惶惶不安的张振汉，听了贺龙劝慰的话，就着难以下咽的糊米茶，也打开了想弃暗投明的心扉。离开时，贺龙说道：“幺妹子，洗衣做饭要有个好家什，我下次给你带个炊壶。”

时隔几天，贺老总一行人特意带来一把铜炊壶，提着几斤新鲜猪肉，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吩咐幺妹烧茶，并让萧克亲自下厨做他拿手的粉蒸肉，再次款待张振汉。喝着铜炊壶烧开的新鲜茶水，一桌人谈古论今，相谈甚欢。席间，贺龙讲：“老蒋那边，你是回不去了，我们不愿看到你受害。在这边，还有你用武之地。”时任红军学校校长的萧克趁热打铁，当即就请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丰富的张振汉当红军学校教员。

离开时，我婆婆追着退还铜炊壶，贺老总敲了敲烟斗的烟灰，风趣地说：“我们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上次讲了送炊壶，我贺胡子就做到了。下次我们还要来喝茶，这铜炊壶就留下来吧，哈哈哈。”

这个铜炊壶，后来成了婆婆为红军战士浆洗衣物的打水工具，也成了为红军教员张振汉烧茶的炊具。

1935年冬，随着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周围的兵工厂、医院相继转移，关押在我家的俘虏也陆续离开。奉命留守的红18师面临着国民党的疯狂围堵。12月8日早餐，接到转移电报的红18师师长张正坤，对同志们讲：“看来这不再是安身之所，我们完成了掩护任务，也该追赶主力部队了。”他们当天主动撤离，与柯树寨百姓依依惜别，离开茨岩塘，踏上追赶主力、突围长征的艰难征程。

没有了红军的保护，柯树寨村民又陷入躲“匪”躲“抢”的苦难日子，曾经给红军洗过衣做过饭的爷爷婆婆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终日无法出头，只能拖着这把铜炊壶，时时潜进后山躲“抢犯”。在东躲西藏的日子，婆婆总会想着红18师和贺老总，希望能再为他们烧水泡茶，听那个蓄着胡子、叼着烟斗的贺老总讲风趣幽默的战斗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柯树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往后的日子里，每当乡亲们看到铜炊壶，婆婆总会骄傲地炫耀：“这是贺老总送的。”再往后，我们出生，铜炊壶还煨在火坑，婆婆还念叨着红18师和贺老总。改革开放以后，家里稍微富裕点，因为铜炊壶皮实笨重、受热缓慢，就被现在的薄皮铝炊壶所取代，淡出我家的火坑。

到今天，这把铜炊壶，在我家传承了整整86年，成为我们心目中的红色传家宝。今年恰逢党的百年华诞，我们一家决定把铜炊壶捐赠给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希望向后人讲好铜炊壶的故事，见证党和红军的初心情怀、军民的鱼水情深和统一战线的博大力量，以此激发老区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传承红军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夙愿。